笔者最近参加了财新组织的题为 “新质生产力提升：创新中的开放生态与技术扩散”的学术研讨会，会上江小涓、王小鲁等学者，对当今创新机制的深刻变化，都发表了深刻的见解。在严肃的学术探讨之余，嘉宾们最感兴趣的还是中美谁会笑到最后，谁是最终胜利者的问题。前几天，笔者去几个科技“独角兽”企业参访，过程中多位政商学界有影响力的人物，也不断对这个问题发问。笔者结合最近的研究和调研心得，谈谈对这个问题的思考。
在特朗普第一个任期，中美科技战刚刚展开的时候，多数人都认为用不了多久就会结果见分晓。不过最近七八年的事情表明，这尽管中国遭遇了美国的制裁组合拳，但是科创能力却逆势上涨，表现出极大的韧性，这表明美国无法像当年对待日本那样，单凭几个战术操作，就可以轻松战胜对手。不过美国也是全球有史以来最强大的“帝国”，中国要想在短期内超越美国，也是非常艰难。现在双方竞争呈现胶着状态，并且未来会越来越激烈。
因此，笔者认为现在就某个产业（AI或芯片）的涨落，某项指标的高低来断定中美竞争鹿死谁手，都是为时过早。中美科技竞争不是一时一事之竞争，而是全面的持久性竞争，本质上是中美社会创新生态和潜力的较量。
那么如何精准、全方位地界定创新生态呢？笔者综合了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全球创新指数（GII），世界经济论坛组织的全球竞争力指数（GCI），OECD 组织的科学技术和工业记分牌报告，欧盟发布的创新指数报告（GSII）以及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发布的国家创新指数报告等，认为：创新生态系由高校、科研机构、政府、中介结构、企业和消费者等主体要素组成的有机系统，他们自由组合形成产出端、应用转化端、服务端和消费端四大功能分区。
因此，中美科技竞争可以相应地析解为产出能力、服务能力、应用转化能力和消费能力的组合竞争，不可单就一面论英雄，这样就是盲人摸象。本文将分别比较分析两国在四个能力的优势和劣势。
第一方面：科研产出能力的竞争
这方面主要考察一国的科技研发主体——高校、科研机构和企业的产出能力，是科技竞争的最显性层面。
比较的第一个维度是研发人员规模和投入，这是一国研发能力的基础，往往决定了一国产业齐全程度，以及在新的技术领域的覆盖程度。比如，90年代日本的研发人员数量和投入是美国的一半以上，现在日本的这两个指标只有美国的20%左右，根本没有过多力量投入到新兴产业上去，因此日本在数字经济、人工智能、新能源等领域基本没有位置了。
中国是研发规模和投入增长最快的国家。1991年中国研发人员数量仅66万，相当于美国的五分之一，而到2024年已经增加到724万，超越了美国的规模（约500万）。目前美国约有350万拥有博士学位的研究人员，中国为140余万，考虑到中国在读博士生数量约61万，而美国仅为17.8万，预计未来10年左右，中国在高级工程师存量上也将超越美国。尽管中国教育质量饱受诟病，但是只要未来能够提供充分就业机会，这些受到过系统训练的年轻人才，还是能够转化为高端人力资源。
在研发经费上，中国最近仅用了7年就增加了一倍，而美国增长率只在4%左右，依据中国科技部的统计口径，中国R&D支出目前约4960亿美元，美国约7132亿美元，虽然有一定差距，但是预计未来5-10年可以超越美国。另据欧盟联合研究中心发布的2014—2023年度《产业研发投资记分牌》，全球研发支出最高的2500家公司中，美国一直维持在800家左右，而中国从199家增加到679家，也有望最近超越美国。
第二个比较维度是科研成果产出。中国的几个基础产出指标均已经超越美国， 2024年自然指数涵盖的145个顶级期刊论文，中国贡献份额为32122，美国为22083，是美国的146%（2015年中国仅为美国的37%）；中国学者共发表84.5万篇SCI论文，美国则为48.3万篇；专利方面，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数据，2024年PCT（专利合作条约）国际专利申请量，中国为70160件，美国为 54087件。
很明显，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中国已经基本实现了规模和基础研发成果上对美国的超越，这个历史拐点发生在2018-2022年左右。不过其中两点也应该注意：
第一，中国只是在普遍性的成果数量上占优势，在基础研究和尖端技术方面，还是大幅落后于美国。比如，根据中科院和科睿唯安联合发布的《2023 研究前沿热度指数》报告，在十一大科技领域的前沿研究中，中国只在农学、化学和材料科学领域超越了美国，其他都有不小的差距，尤其是在医学、数学、物理学方面，全球前沿科技研发中，美国的占比为53.9%，而中国为24.2%，从实际看，那些颠覆式创新仍然主要源自于美国。
第二, 科研的高增长支出依赖于经济的快速发展，随着中国经济增长放缓，中国科研投入的增速也在放缓，赶超潜力因此受影响，中国有必要重蹈日本、苏联那样，增长到某个阶段出现骤停，反超只是昙花一现的覆辙。
第二方面：产业应用转化能力的竞争
在科技竞争诸因素中，应用转化能力的竞争越来越更具有关键性意义。因为，如果创新只是停留在实验室，其意义是非常有限的，只有走向应用，才能发挥出它的经济和社会价值，才能得到验证、修正和提升，也才能获得将创新持续下去的经济支撑。
从大国竞争来看，相较于科研成果产出能力，技术扩散和产业转化能力更能决定胜负。比如，在美苏争霸时期，尽管苏联的互联网、计算机终端、移动电话等方面在研发起步线上与美国差距不大，但是由于苏联应用转化能力极差，导致苏联在这些产业上并没有地位，也无法成为刺激社会发生新的技术革命的通用技术。当代的科技竞争也是如此，英国、加拿大（28位诺贝尔奖得主）、澳大利亚等都是高科学创造力国家，但是产业组织能力相对弱很多（后两者有资源依赖症），在产业竞争上就落伍很多，而日韩都是相对低科学创造力，高产业转化力水平国家，反而在产业竞争上有优势。
笔者认为，应用转化能力体现在发明专利的商用转化率、产业组织能力和技术扩散能力三个维度上。
在专利转化率上，中国目前大致在39%左右，而美国、欧盟在60%左右，日本在51%左右，中国的商用转化率低主要是公立高校和科研单位的超低转化率导致的，它们的转化率分别约为11%和4%，而企业专利转化率去年已经达到53%，基本接近发达国家转化率水平，尤其是头部民企的科研成果商用化比例已经与美国头部企业齐头并进。
在产业组织能力，即将创新成果转化为商业应用的速度和规模方面。美国崛起的密码就在于颠覆了产业组织方式，生成了远远强于欧洲的产业组织能力，但是美国在维持了一个多世纪优势之后，这方面已经逐渐被中国超越，除了芯片和制药等少数高利润行业外，都已不如中国。
我们可以发现，越是新兴产业，中国的产业组织能力优势越大。比如，2024年全球最畅销的20款新能源汽车中，有16款是中国生产的，美国只有两款；全球十大手机生产商中，有9家为中国企业。中国可以在短短五六年之内增加2000万辆的汽车产能，小米、拼多多仅用9年时间，就走完了从创业到全球500强的历程，这些都表明中国目前在拥有全球有史以来最强的产业组织能力。
另外常常为大家所忽略，也是大家非常陌生的是一个国家的技术扩散能力。一种技术的诞生都是基于特定目的，但如果有一个有活力的技术扩散生态的话，将会让使用场景多元化，将其成为在各方面广泛应用，能够推动社会产生技术革命的通用技术（GPT）。比如，法国人发明了蒸汽机，但是在最初几十年里，它只不过是火炮牵引设备，英国工程师们将其推广到冶炼、纺织、运输中去，成为推动人类发生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动力。互联网最初也不过是军事机构和科研机构中的一种信息共享辅助系统，但是最近三十年，已经扩散成为一种无处不在的基本技术。
所以，往往对于科技竞争来说，最关键的并不是谁先拥有尖端技术，而是谁能够有更强大力量进行技术扩散和产业转化。在最近十多年，中国也逐渐获得了全球最强大的技术扩散能力。比如，在百度、阿里、腾讯等企业推动下，中国成为互联网技术渗透率最高的国家；在大疆等企业的推动下，打破了国外无人机长期用于军事领域的状态，正在逐渐成为物流、农业、应急救灾等领域必不可少的工具；在新兴的人工智能领域上，中国的互联网平台也将这门新的技术应用场景普及化，最近腾讯元宝、百度文库等主动接入Deepseek，让这项基础模型从专业领域迅速走入十亿级用户。
那么，中国为何拥有如此强大的应用转化能力呢？很多人归因为中国市场庞大，但是笔者认为市场规模只是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若是市场规模具有决定性意义，为何20世纪90年代之前中国没有发生工业革命，为何当今的印度产业发展仍旧落后？
促使中国该项能力上发生革命性变化的是，改革开放后产生了一批具有全世界最具有开拓精神和组织能力的企业及企业家，他们成为连接技术与商业，实验室与消费者之间的关键性纽带，把中国各方面的资源要素串接起来，产生化学反应，方使得中国创新能力和产业竞争力发生翻天地覆的变化。
因此，目前尽管中国不是顶尖技术研发中心，但是仍旧可以拥有最强大产业竞争力。美国现在对华制裁的重心也因此是供应链制裁，以破坏中国产业转化能力为目标，而不像麦卡锡时代那样，以限制科学家流动，阻止形成科学研究能力为目标；同时，无论是拜登、还是特朗普所谋求的制造业回归，根本上都是希望复兴美国的应用转化能力，这些都说明这方面对于两国竞争的关键性意义。
第三方面：服务保障能力的竞争
这方面的行为主体主要是政府、金融机构和中介机构。对于服务保障能力，大家普遍想到的是政府调动资源支持科研的能力，根据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发布的2024年度《美国研发趋势与国际对比分析》，联邦政府在2022年的R&D经费赞助支出是1598亿美元，而中国政府的R&D经费支出约6226亿人民币（折合895亿美元，其中为3814亿为直接拨款，考虑到高校基本都是公立，高校的2412亿研发经费，也基本来自于政府支持）；另一个口径为财政中的科学技术支出，2022年中国为11128亿（约1599亿美元），这样的话，中国政府的科研支出稍微高于美国。总体看，中美应该基本处于同一水平。
不过科研体系的行政化、腐败等痼疾，大大拉低了中国科研支出的有效利用率。根据中国科协2011年的调查显示，科研资金用于项目本身仅占40%左右，大量科研经费流失在项目之外；又根据2022年广西审计厅对9所区管高校科研经费使用情况的审计，69%的项目资金使用存在问题，因此直接用于研发的经费支出，中美之间应该有不小差距。
创新是一个高风险的活动，需要发达金融支持。美国有着全球最发达的风险投资市场和证券融资市场。根据清科的研究中心的数据，2024年美国风险投资和私募股权共投资74602亿人民币，中国则为6036亿人民币，中国仅为美国的8%，即便是处于高峰期的2017年，也只有美国的26%。证券融资方面，2024年美国272家企业成功上市，融资总金额为407亿美元；中国为228家，融资额为234亿美元。
营商环境方面，中国最近改善明显，根据世界银行的排名，从2012年的第91位提升到2020年的31位，美国则稳定在前6名，中国企业在税负友好性、跨境贸易便利性、工商服务便利性等多个方面都远远落后于美国。法治指数也是一项重要内容，根据World Justice Project的法治指数排名，美国位居第20名左右，中国则是80名左右；尤其是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美国有全球最发达的知识产权保护、商业评估和专利代理体系，而根据国际知识产权指数（International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dex）排行，中国在55个评估对象中居第25，处于中等水平。
因此，相较于前两方面，中国在服务保障能力方面有明显的短板，限制了研发主体和应用转化主体的潜力的发挥。还应值得注意的是，依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GII指数评价分析，中美最近十余年的制度服务、创新环境都在向下行，这种情况下，中国更应以此为契机，加快改革，缩小与美国的差距。
第四方面：消费能力方面的竞争
消费是创新生态的终端。一个国家的消费能力，直接决定了创新的收益回馈程度，从而直接决定了技术研发投入能力、活跃度、应用转化规模和效率，如果这是一个消费活跃的国家，会刺激研发主体不断进行颠覆式创新。
中国的优势在于它拥有全球消费者数量最多的单体市场。单一大市场更有助于企业度过最艰难的初创阶段，比如一项技术创新需要500万个客户才能安稳度过初创期的话，在中国它只需要0.35%的市场占有率，而在韩国则需要15%的市场占有率，两种推广难度截然不同；此外，企业在发展中也无需重新组织销售模式、产品开发模式和适应政府管制，这样可以大大降低运营成本。当今科技企业集中在中美两国，而其他低于5000万人口的国家非常罕见，就是这个道理。
不过中国的消费潜力仍然没有充分得到发挥，消费者的购买能力现在与美国还是有不小的差距。2023年中国私人消费支出总额为7.03万亿美元，而美国则为18.5万亿美元，所以中美尽管在经济总量差距不大，但是在消费能力上差异还是很大的，中国居民人均消费力仅相当于美国1972年左右的水平。
再从主要消费品价格来看。尽管中国的新车销售量2300万余台、稳居全球第一，比美国多700万台，但是均价只有2.4万美元，而美国则为4.7万美元，因此在汽车消费总支出上，中国还是远远不如美国的。再以手机为例，中国2023年消费了2.7亿台手机，但是其中600美元以上高端机只有7000余万台，占比不足26%，而美国高端机消费量达8600余万台，占比可达60%左右。
这种消费能力的差距，导致中国企业天生会倾向研发那种低价多销的产品，限制了高附加值顶尖级产品的研发，而美国私人的消费能力会刺激企业天然倾向于开发价值链顶端的产品。因此，提升中国产业在价值链上游段的竞争力，单靠政府推出产业扶持政策，或者增加研发支持力度并不能根本解决问题，必须增加居民收入、增强居民消费能力，如果中国能有2亿人年收入超过30万，好多创新瓶颈问题其实是纲举目张、迎刃而解。
若干总结和启示
1. 通过上述比较，我们可以看出，中美创新生态的几个决定因素互有优劣，总体而言中国在研发产出和商业转化方面正在或者已经占据优势，在服务保障端和消费端则明显有劣势。
改革开放后，尤其是加入WTO之后，中国的创新生态有了根本的成长，改革开放后中国最骄人的成绩不是GDP上的长进，而是形成了一个市场为主导的富有活力的创新生态，这是中国式崛起与苏联式崛起的本质不同。目前中国的创新竞争力与美国越来越接近，大致已经相当于美国70%左右的水平，但是赶超速度在衰退，能不能达到历史性超越美国的拐点，仅有50%的可能。
中美谁能笑到最后，虽然政府干预能力对短期和局部影响很大，但是根本上取决于谁能遵循法治、开放、包容的秩序，让创新生态的潜力得到最持久的发挥，这是整个社会和国际人才、资本资源信心所在，已经为近十年的实践所证明。
2. 从生态内部各要素发展情况来看，美国各细分项发育相对比较平衡，是成熟型的创新生态，中国则是长板和短板都很明显。从行为主体视角看，中国的长项基本与个人因素或企业有关，而短项（诸如科技创新效力、营商环境、消费能力等等），这些都直接或间接与制度因素有关。因此，优化中国创新生态，提高创新能力的关键在于打造现代公共服务型政府、完善法治、增强金融系统活力、改善收入分配体制等，释放创新主体的潜力。
笔者认为，创新生态遵从短板理论，中国如果不能补齐短板，最终会影响长板的效能发挥。尤其是随着中国市场规模扩张速度陡降，甚至是有萎缩，制度和消费短板对创新力增长的约束作用越来越明显。
3. 在竞争的战略思维上，中国需要树立全局生态观。自从中美科技战开始后，国内相当普遍一个观点是，中国只要像过去研发“两弹一星”那样，调动一切资源，在几个“卡脖子”领域取得突破，就可以获得胜利。也就是说，把竞争的重点放在政府侧和科研产出端发力上。
当代的中美科技竞争，最终还是要落在产品和服务的全球影响力上，仅靠创新链的开端发力，增加研发能力，其意义非常有限，一定要还要增加产业转化能力，以及为之提供保障的服务能力和消费能力。就像朱恒源教授在研讨会中所讲的，如果没有商业的转化，只会造成技术的过剩，这方面的典型是七八十年代的苏联，有强大科研而无强大产业，专利最后的意义只不过是作为技术员的职称评定指标。
总而言之，相对于传统工业化时代，全球创新生态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地变化，一定要有新思维，树立生态系统观，如果只片面强调某一单项主体或功能，而忽略其他，其实是对生态的破坏，只能导致创新能力的下降。
4. 全球科技中心的转移是漫长的，相对产业重心转移具有滞后性，中国应该充满耐心，不可急于求成。当年美国成为全球工业中心之后，过了四十年才成为全球科技中心（1894-1934），中国即使能够维持目前的制造业优势，也至少需要二三十年积累，才有可能在原创力上超过美国。
因此在策略上，中国还需要借鉴当年英国超越法国，美国超越欧洲的经验，应该在进一步巩固产业转化能力基础上，再去提升原创能力，只有守住自己的优势，才能补齐劣势。
现在社会上还有一种观点，把中国的核心原创能力不足怪罪于企业的应用转化能力太强，尤其是对大企业平台充满负面评价，于是认为加强核心原创力，必须要约束企业的商业转化应用。这完全是混淆了逻辑，违背了现代产业常识，就像说你的语文成绩很差，是数学太好导致的，于是干脆不让学数学了，只让集中全力补语文，这样只会造成两败俱伤。
中国科技原创力不足，主要源于历史性综合原因导致的积累太薄弱，凡是将原创力和商业应用转化力对立起来的观点，那才是正中竞争对手下怀，我们要珍惜我们的长处，这是我们最宝贵的资本，而不是罪魁。
| 通信人家园 (https://www.txrjy.com/) | Powered by C1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