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DF的两个客人到了后,非常敬业,没有休息,直接来公司参观。其中一个客户随身拎了一个很重的包。我看他很不方便,便主动上前介绍自己,并好意地提出,是否可以帮他拿包,客户很客气地婉拒了。第二次我又上前问,客户又拒绝了。第三次,客户用非常疑惑的眼神看着我,问了句:“Are you sure?”。我非常快地接了句:SURE。这样拎了这个包一天。很多年后,我和这个客户聊天,谈起当时的场景,客户大笑,说:“我们德国人没有让人帮着拎包的习惯,无论年龄大小,更何况我的包里有很多资料,我也不放心别人拿,但看你一再问,我怕这是中国文化,拒绝不礼貌,最后才不情愿地给了你。”
终于到了机场,离飞机起飞只有25分钟了。按照在车上商议的策略,他们停车,我什么都没拿,直接冲向登机柜台。等我到那里的时候,傻眼了,不仅仅是登机结束,连航空公司的柜台服务人员都没了,已经去闸口服务登机去了。怎么办?那一刻,我的心都要紧张地跳出来了,如果因为这次的误机,给客户留下什么不好的印象或者更加因为这个事情丢了项目,我真是罪孽深重啊。怎么办?怎么办?本地员工非常沮丧,劝我们放弃。我们让本地员工讲意大利语,找意大利航空的有可能的途径,我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不断沟通,最后一个地勤人员答应带我们去碰碰运气,因为已经无法打印登机牌,他们只能带我们去过安检。航空公司和安检说让我们过,但是在安检又碰到麻烦了,我的箱子过大了,没法过安检,我让大徐总先走,至少保证一个人可以过去,然后我马上拿出衬衫、西服,把箱子留给本地员工,一路和前面的人说SORRY,就这样冲过了安检,箱子留在了米兰,一路拿出百米冲刺的速度冲到了登机口,全身大汗淋漓,也难为大徐总一路高速奔跑。幸运的是,飞机晚点了十五分钟,即便这样,我们也是最后两个登机的乘客。我们终于赶上了,we made it!从那以后,每次我见到那个本地员工,他都拿这个故事出来复述,说自打那以后,他终于相信了我们平常说的“NOTHING IS IMPOSSIBLE”!
第二天的会面,我们一上来就先给客户一个惊喜。胶片的第一页封面,就是我们想了一夜的标题:TO BE NO.1,我们怎么一起作为挑战者来改变这个市场,更多的惊喜还在后面。为了显示分布式基站部署的优势,我们把基站的壳都去掉,拿个无线模块,表明我们的基站可以人拎着上塔,EDWARD为了表示这个基站很轻,十八公斤的模块愣是一只手拎起来平举,表明基站多么容易,因为相比传统基站动不动要上塔,或者塔吊,甚至是直升飞机,这个优势太大了。会后我们几个人轮流试着平举,都没有人能够真正地再举起来。
但是我们在内部达成一致,必须达到目标。大家全员放弃休假,没有周六周日,日以继夜地干,想办法加大本地分包团队。公司也全力支持,提前备货到西班牙当地仓库。每个人都下站点,白天去站点,晚上回来继续内部开会,请求客户扩大站点资源给我们。就这样,180,260,到2月份的时候,我们稳定爬坡到了300个站/月的交付量。we made it!到3月31号的时候,我们最后做到了1140个站上线。这是客户绝对没有想到的。我们终于跨越了一个信任危机:华为除了设备和技术领先,能不能交付?
从2009年9月到2010年7月,感觉这十个月分外漫长。直到这一天,客户的CTO给我打电话告诉我,通过集团和子网的决策,最终选择华为作为4G的供应商,全网进行改造,并授予60%的市场份额,进入慕尼黑、柏林等核心城市。我们激动的泪水不由自主,we made it。五年啊,五年了,我们对于这个市场的梦想,终于靠长期不懈的努力,攻克了。我们征服了最严谨、要求最高的国家,征服了这颗皇冠上的明珠。
我刚去欧洲的时候,自我感觉很好,因为在香港的时候,几个客户都是加拿大人,我每周单独见客户,和客户沟通,觉得我语言肯定不是问题。有一次,我略带骄傲地问本地招聘的一个员工,“Hi Nick,how is my English?”。他停顿了三十秒之后,很尴尬地回答我“Not bad”。如果你熟悉英国人,就知道他的回答意味着什么。英国人凡事都是“excellent”,“Not bad”说明我当时的英语有多差啊!后头我仔细一想,我在香港的客户忍受我这么烂的英语那么久,真是难为他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