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大运营商在中央企业阵营中处于什么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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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从最基础的定位来看，三大运营商都属于 “副部级央企”，在国资委监管的央企序列里，它们排在前 53 家 “中管企业” 之列。这意味着企业的董事长、总经理等核心管理层由中央组织部直接任免，行政规格与影响力仅次于少数正部级央企。这种级别背后，是国家对通信领域的重视 —— 毕竟通信网络是国民经济的 “神经中枢”，不能完全按市场化企业的逻辑运作，必须与国家战略紧密绑定。比如中国移动 2025 年建成的全球领先算力网络，中国电信推出的十亿级跨集群物联网平台，这些不是普通企业能扛下来的项目，背后需要央企级别的资源整合能力和战略执行力。

从业务贡献来看，三大运营商是数字基础设施的 “建设者”，这也是它们区别于其他领域央企的核心特征。比起能源领域的国家电网、基建领域的中国交建，运营商的核心价值在于搭建 “数字连接” 的底座。2025 年的两项重磅成果很能说明问题：中国移动的 “算 — 网 — 脑 — 用” 四位一体算力网络，不仅支撑了 “东数西算” 国家工程，还能为教育、医疗、工业等行业提供 “即取即用” 的算力服务；中国电信的天翼物联网平台，承载着 7 亿海内外用户，为 5.5 亿居民提供燃气安全、供水调度等民生服务，成为智慧城市运转的 “神经末梢”。这些成果不是孤立的技术突破，而是在为整个数字经济打基础 —— 就像修路架桥对实体经济的意义一样，运营商建的 “数字路”，是所有行业数字化转型的前提。

更值得关注的是，三大运营商正在从 “传统通信服务商” 向 “数字赋能者” 转型，这让它们在央企阵营中的分量不断加重。

过去大家对运营商的印象可能还停留在办手机号、装宽带，但现在它们早已突破这个边界。中国电信 2025 年建成国内首个全模态、全尺寸、全国产的 AI 大模型体系，不仅有语音、视觉大模型，还推出了视频生成平台，服务超过 2 万家行业客户；中国移动的 DICT 业务（数字化集成服务）2025 年前三季度收入达 1478 亿元，同比增长 10.6%，帮传统企业做智能化改造；中国联通的云业务和数据服务增速亮眼，数据服务收入同比提升 60%，成为拉动增长的新引擎。这种转型让它们不再只是 “管道提供者”，而是深度参与到产业升级中，和制造、能源、医疗等领域的央企形成协同，共同推动国家产业结构优化。

从国家战略契合度来看，三大运营商的布局始终跟着国家需求走，这也是它们在央企阵营中不可替代的原因。比如在 “双碳” 目标下，它们用数字技术助力绿色发展 —— 中国移动的算力网络通过智能调度降低能耗，中国电信的物联网平台能实时监控企业能耗；在 “乡村振兴” 中，它们持续推进偏远地区网络覆盖，让农村用户也能享受到和城市一样的通信服务；在科技自立自强上，它们突破了不少 “卡脖子” 技术，像中国电信的 AI 大模型实现 100% 国产化替代，中国移动的 6G 开放众创试验装置吸引 30 多个产学研伙伴参与，为我国抢占 6G 技术先机奠定基础。这些行动不是单纯的商业行为，而是央企履行国家使命的体现，和航天科技的天问探测器、中国船舶的福建舰一样，都是国家战略的 “执行者”。

最后再看民生属性，三大运营商的服务渗透到每个人的生活中，这是很多央企不具备的特点。它们推动建成了全球最大的光纤和 5G 网络，过去十年通信资费下降超过 90%，现在哪怕是偏远山区的村民，也能随时用手机上网、视频通话；在应急时刻，比如地震、洪水等灾害中，运营商的应急通信车总能第一时间开通信号，保障救援指挥和民生联络。这种 “离老百姓最近” 的属性，让它们成为央企阵营中 “连接民生与国家战略” 的桥梁 —— 既让国家的数字战略落地到千家万户，也把民生需求反馈到顶层设计中。

三大运营商在中央企业阵营中，是 “数字底座” 型的关键力量：论行政规格，它们是副部级中管企业，具备统筹资源的能力；论业务价值，它们搭建的数字基础设施是数字经济的基石；论战略作用，它们紧跟国家需求，在数字化转型、科技突破中领跑；论民生意义，它们连接着 14 亿用户，是最贴近老百姓的央企之一。随着 6G、算力网络、AI 等技术的发展，未来它们还会在 “数字中国” 建设中承担更多责任，在央企阵营中的位置也会更加重要。

杨敢 通信敢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