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h68810115 于 2018-10-8 08:32 编辑
7.5 TD-SCDMA市场格局
在之前介绍TD-SCDMA标准的时候就提到过,一个产业标准如果应用的运营商多,产业链比较长,大家都积极投资,如果一个标准应用得少,那么在产业链上的投资就要少很多。这里的投资就包括对标准的研究,系统设备的开发和生产,仪器仪表,芯片等相关行业产业。到了TD-SCDMA产业,虽然被称为三大国际标准,从2000年5月被接纳开始,到中国移动2007年实验网招标,实际上经过了7年的产业化之路,如果算到到2009年正式发牌照,产业化则用了接近9年,比预期的3年的产业化时间要长很多。
TD-SCDMA产业化之所以花这么长的时间,除了设备商需要解决系统性的问题,标准和协议完善之后,最关键的原因就是TD-SCDMA的芯片不成熟,不太能够支撑商用,相比系统设备,终端面临的困难是最大的。在终端测试中,问题集中体现在手机通话时发热和掉话现象,这主要是由于手机芯片的功耗大以及稳定性不够造成的。另外,考虑和GSM网络的配合, TD-SCDMA 终端需要和GSM 网络的切换,所以终端必须支持TD-SCDMA和GSM双模。功耗、稳定性、双模是TD-SCDMA终端商用必须要解决的三大障碍。
系统设备如果芯片能力不足,还可以用通用CPU辅助,发热量大一些,还可以将设备做大一些或者散热功能强一些,但是终端必须要做到和成熟的UMTS和CDMA手机基本差不多才能支撑商用。而终端是严重依赖于芯片,发现问题到芯片改进,再进行流片、生产,测试等研发周期又特别长,这也就是为什么整个TD-SCDMA产业化这么慢的主要原因。最终,展讯、凯明等先后都将功耗降了下来,手机发热的问题很快得到了解决,稳定性也得到了提高,终于在2007年为真正的商用做好了准备。
7.5.1入局与格局
各设备厂商在入局
在产业化的过程中,系统设备厂商在TD-SCDMA标准上投资的基本都是本土的。其中大唐,作为标准的提出者和TD产业的旗帜,投资是必然的。在TD标准投资比较多的还有中兴和普天,后者在2000年之后由原邮电部在各地的下属通信设备厂整合的通信产业国家队。除此之外,烽火开始也参与,但是毕竟是传输设备厂商,没有相关技术积累,因此很快就放弃了自主研发,选择和大唐合作,OEM大唐的设备。而上海贝尔则选择和大唐合作,以一条生产线和1.5亿的现金直接入股大唐,也是OEM大唐的设备。
爱立信作为老牌设备厂商,在TD-SCDMA长期的产业化过程中基本上是属于观望,一直都未投入实际的开发,一直TD-一期招标,选择和中兴合作,OEM中兴的设备参与了招标。华为由于在TD标准启动初期还处在著名的“华为的冬天”,无线业务也还没有实现盈利,因此选择和西门子合作,成了合资公司鼎桥,作为华为和西门子的联合体。这也就是TD-SCDMA一期参与招标所有的联合体的来源。
TD首期招标
TD首期招标是以实验网的名义进行的,也是为了迎接奥运的一个献礼和试商用工程。首期的实验网覆盖北京、上海、天津、沈阳、秦皇岛、广州、深圳、厦门8个奥运城市。计划建设基站总规模为13336个,核心网容量为800万户。试验网投资包括核心网、无线网、业务平台及支撑系统等主设备投资、相关配套投资、终端补贴等,共计243.53亿元,其中所占比重最大的是无线网占72%,核心网占8%,终端占17%。
TD一期份额
在首期招标中国内厂商获得了大丰收。在占据最大投资额的无线网络部分,整体金额约150亿,其中无线设备9.1万载扇,约100亿,其他的还包括传输网络等。每个基站的价格相对还是比较高的,也体现了中国移动在TD上面对各参与设备厂商的类似于研发补贴。总体结果上,中兴、大唐表现出色,尤其是中兴获得了接近一半的市场份额,大唐也获得了26%的市场份额,而华为与西门子的合资公司鼎桥仅获得了13%。如果将上海贝尔,烽火,新邮通等OEM大唐设备的全部加起来,则大唐的份额大概是37%。
大唐获得了最多的未来市场机会,承建了上海、广州的大部分基站建设,中兴承建了北京全部及深圳部分基站建设,鼎桥仅与中兴共同承建了深圳的基站建设。爱立信通过与中兴合作方式获得了深圳7%左右份额。爱立信加入TD阵营的时间比较晚,能在短期内获得参与机会,可见爱立信的市场能力。 而核心网的招标就相对简单,华为和中兴各40%,上海贝尔获得了20%的份额。
TD首期招标之后的格局演变
在首期招标后,TD-SCDMA的二期招标涉及28个省会城市,共建设2.3万个基站,约16万载扇,规模超过一期的投资。 从结果看,二期总体上是国外厂商份额有所上升,其中鼎桥不再参与投标,只给华为及诺西提供产品,诺西的市场份额8%左右,爱立信4.5%左右,合计为12.5%,远超一起的份额。
大唐、中兴领先优势被削弱,中兴通讯中标份额28%,低于市场预期的35~40%;份额排名亦退居第二,低于一期的46.5%,也落后于大唐的35%。造成这种结果的主要是由于中兴报价相对高,而大唐采用了相对低的价格。普天则获得不咸不淡的8%的份额。
华为则独立获得18%的市场份额,这个实际上是在鼎桥参与第一期招标失败之后,华为重新主导了TD-SCDMA的开发,拿出了相对有竞争力的产品,并以自己的市场体系参与投标才获得相对好的结果。如果将华为的18%和诺西的8%相加作为鼎桥的份额的话,是远超第一期的13%的。
在二期招标之后,由于中国移动在TD-SCDMA上面坚决的投入,并且规模也越来越大,因此爱立信也开始自主研发基站,以降低成本和提升竞争力,虽然在TD-SCDMA三期招标中,爱立信的产品由于推出时间短,产品上并没有体现出优势。再加上鼎桥提供产品,华为和诺西分别投标,这也就意味着,两家公司掌握着自己的商务,因此在TD三期招标中,就从一期招标四个系(大唐,中兴,鼎桥,普天)变为三期招标的六强争霸(大唐,中兴,华为,诺西,爱立信,普天)。
三期招标规模为3.9万基站,约26万无线载扇,是二期规模的1.6倍,覆盖200个城市。中国移动首先按照商务、技术、后评估、品牌与产业贡献对8家厂商进行了打分,根据评分结果,中兴、华为、大唐、诺基亚西门子被规划为A类企业;普天、烽火、爱立信、新邮通为B类企业,其中新邮通也是从OEM大唐设备转为用自主研发设备投标。 各厂家为了获得更大的份额,在价格上面也大做文章。从所报价格来看,中兴三期报价最低,仅为1.23-1.26万元/载频,不到其 TD二期招标时的一半;华为其次,仅为1.5万元/载频;而二期招标时创下当时破记录价格的大唐移动三期的价格下降并不多。而爱立信和诺西则是出人意料的在三期报出了低价(相比他们原来的二期的报价),加入到价格战团。 最终结果:中兴获得34%的最大份额、华为22%、大唐16%;其它厂商则瓜分了余下份额,各家约在5%~6%。
真正奠定格局的四期及之后的招标
这里说的奠定格局有两个含义,第一个是含义,真正的TD-SCDMA设备商变成了只有中兴,华为和大唐,其他的爱立信,普天,新邮通都从原来的自主研发设备改为OEM,并重新组合,烽火继续OEM大唐,而诺西则继续使用鼎桥的设备,也就是华为的设备。
第二个含义是,因为第四期招标已经是2010年,从第四期开始,中国移动已经开始布局的后续的4G,要求参与TD-SCDMA设备能够演进到后续的4G TD-LTE,这个对设备提出较高的技术要求,也可能是几个厂商放弃自主研发设备的原因之一。因为无线网络建设有占地盘的特点,因此说四期及后续的招标相当于奠定了后来4G LTE的格局。
8家厂商重新分配和组合,形成新的三大军团参与此次招标:普天改为OEM中兴的设备,形成中兴-普天系;爱立信改为OEM大唐的设备,再加上一直OEM大唐的烽火,形成大唐-爱立信-烽火通信系、新邮通从自主研发改为OEM华为,形成华为-诺西-新邮通系。
在TD四期招标中,基站采购总数将提升至10.2万个。这一采购规模将是TD第三期建网的约2.5倍,总支出约100亿元,相比09年三期的86亿增加16%,也可见价格也降低得不少。
最终华为获得了28%-29%的市场份额,中兴获得了22-23%的市场份额,大唐获得18-19%的市场份额,三家国产设备厂商依旧领跑;诺西获得了8%的份额排名第四,普天和新邮通各获得了约6%的份额。烽火通信和爱立信的份额均为5%。 如果按照总体份额计算,鼎桥系获得了42-43%的份额,中兴获得了大约28-29%的份额,大唐获得了28-29%的份额,在这之后的几期招标中,华为-鼎桥系基本是保持了相对高的份额。
在之后的5期,6期的招标中,也还基本上是延续了前几期圈定的地盘,不过由于真正的TD-SCDMA玩家经过3年4期的招标之后才真正确定,也就是只有华为,中兴和大唐才是TD-SCDMA真正的玩家。
OEM与组合的变化
在上面的描述中,虽然已经写了部分OEM关系的变化,实际上从最开始一期的鼎桥,中兴,大唐,普天到四期以后的华为,中兴,大唐实际3个设备商,中间演进和变化也是纷繁复杂。
首先是大唐和中兴,这两家从头到尾都是自主研发的设备,自不细说。
烽火,上海贝尔从头到尾都是OEM大唐的设备,也没什么变化,虽然当时取得了一些收入,但烽火并未借此机会进入无线设备,因此烽火实际上还是为大唐争取的地盘。而诺西和阿朗合并之后的新诺基亚成为鼎桥的母公司,也就是上海贝尔的母公司也发生来了变化,OEM的角色自然也要更换。
新邮通则是一个很短暂的公司,从一期开始OEM大唐设备开始,到三期用自主设备投标,再到四期OEM华为的设备,再到之后不再参与招标,整个过程并不是很长,也在几年时间里面快速走完,后续也并没有进入无线设备市场。
而普天则是从自主研发设备,再到4期以后OEM中兴的设备,算是参与了一回无线设备市场,但毕竟无线设备的复杂度相对较高,没有足够的市场支撑,无法长期保持大规模的研发投入,后续普天也并没有在无线市场有很大的作为。
爱立信则是从OEM中兴设备获得1%的市场份额,再到使用自主研发的设备,再到四期OEM大唐的设备,虽然获得了部分的市场份额,但是和爱立信之前在中国移动的GSM设备比起来,份额相差太远,并没有和中国移动各省保持持久的客户关系,同时也影响了爱立信在中国移动的GSM的份额。
而华为和鼎桥,虽然是母公司和子公司之间的关系,但是在TD-SCDMA上,在一期及之前的产品研发上,主要还是以鼎桥为主,但是一期招标的大败,促使了华为主导之后的研发,最终从二期开始的产品研发,最终实现了份额的翻盘。
鼎桥的诞生
鼎桥最早是西门子和华为的合资公司,西门子公司占51%,而华为占49%。
在之前介绍3G标准的时候提到过的,西门子最早研究的是TD-CDMA标准,,但是在欧系设备商竞争欧洲统一标准的时候,输给了UMTS(空口主要是来自于NTT),因此TD-CDMA就没有作用和市场了。在当时,西门子已经为此投入了1.7亿美元,如果突然停止,必然会有相当多的技术人员需要重新安排岗位和遣散。因此,西门子就首先和大唐合作,提出了TD-SCDMA的标准,并被中国确认为自主的3G标准,但这只是在标准上面的合作,还有开发和技术人员没有做好安排。因此,西门子还需要再找一个合作伙伴,能够将TD相关的人员和技术利用起来。
而华为从02年开始就进入了冬天,当时华为的主要收入是以固网程控交换机为主,传输是刚刚起步,并且还是中低端的为主。而无线产品正处于大投入阶段,GSM还没打开市场,只在少量市场有规模不大的收入,UMTS已经从2000年开始立项开发,一直到2003年才找到两个商用客户,其中香港的Sundy还需要有融资和补贴(对于积累首商用局的经验是很有必要的)。CDMA由于开始的标准选择错误在国内基本颗粒无收,只能在海外及细分市场努力拓展自己生存的空间。也就是说,华为无线产品线,在02,03年的时候,还处于入不敷出,并且还看不到明确盈利计划的阶段。因此如果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再大规模投入TD-SCDMA系统,什么时候商用,还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那么对于华为来说,风险是极大的。
因此,在撮合之下,西门子和华为从2003年开始接触。基于双方的处境,应该说双方的诉求应该是能够互相配合的。在2004年2月两个公司签订成立合资公司的合作协议,2005年3月18日鼎桥(TDTech)正式在北京挂牌成立,同时在上海也有办公点,部分是从华为转移过去的研发人员和产品线的领导。当然,双方合作可能还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因为按照当时的情况,如果TD-SCDMA不成熟,肯定不会发放3G的牌照,希望能够通过鼎桥的合作,尽快推动TD-SCDMA产品的成熟,这样也能够推进3G牌照的发放,减少3G只有投入没有产出的压力,也尽快催熟3G产品。
TD首期招标惨败
到2006年底,双方在TD-SCDMA上面的累计投资已经超过3亿美元,是TD产业中算是投入比较大的企业。因此在07年首期招标之前,鼎桥具备成为招标的最大份额的所有条件:两家强大的母公司及其影响力,双方的专利和强大的研发能力,市场渠道与销售能力等,但是在首次招标前唯一没宣传的是产品。
2007年,TD首期设备招标,鼎桥CEO孟乐(德国人)在多种场合放出豪言,要拿下30%~50%的份额,市场预期也至少是20-30%。但是结果却是完全低于所有的人预料,鼎桥获得的份额仅为13%左右,并且还没有北京,上海这样的一线城市。而主要竞争对手中兴和大唐成为首期招标的最大赢家。
原鼎桥CEO孟乐,德国人
13%,对于鼎桥,及鼎桥身后的华为及诺西(诺基亚网络部分和西门子通信合并之后,由诺西管理鼎桥)是一个绝对不能接受的数字。据传华为高层对此次招标结果非常不满,并对相应的责任人做了处罚。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第一期招标鼎桥输得这么惨?最关键的原因无非是两个:产品竞争力不够,商务太高。
商务可能是涉及公司报价的策略,因为鼎桥是诺西控股,因此商务自然是走西方公司的路线,也无可厚非。但是如果是一分价钱一分货,产品竞争力足够,商务高一点也无可厚非,就像智能机普及时苹果手机在品牌和产品上的确要比一般安卓手机要好很多,手机的价格也自然要高很多。因此鼎桥首期招标的失败,归根结底还是产品的竞争力不够。 产品竞争力不够,又是什么原因呢?
首先,两家公司对鼎桥的支持力度不够。虽然华为和西门子合资成立了鼎桥,但是由于西门子和华为在整个通信产业上还是竞争对手,无论是那个时候规模已经比较的固网交换机,还是移动核心网,光传输,以及GSM及UMTS两个标准的产品。因此双方都没有将最先进的技术放到合资公司中,比如虽然华为是最先在UMTS上商用了分布式基站,但是鼎桥并没有得到相关的产品技术方案的支持,反而是中兴首先在TD引入分布式基站解决方案。比如大唐使用了6天线智能天线,但是鼎桥却不支持。而作为一个新的合资公司,自身的技术积累能力是有限的。
分布式基站
其次,文化和基因上的互斥与磨合。
上面已经说了,由于两个母公司本身就在竞争状态,无论是之前的西门子还是后来的诺西,因此在鼎桥做决策以及各自向母公司汇报决策时,有些本身可能就因为利益不一致导致冲突,最简单,核心网用西门子的还是华为的,决策就不一定纯粹从竞争力的角度考虑了。再说文化上,华为以狼性文化著称,而西门子及后来的诺西则是一个典型的欧洲公司,对于工作的投入度,计划的紧迫性方面肯定略显不足,当然是在西门子主导期间。
最后,双方都认为鼎桥是一个临时合作的公司。在这样的前提下,各项决策及行动计划的考虑本身就不会长远,鼎桥本身也没有做百年老店的规划,计划和毅力。再加上上面提到的文化的冲突,内部矛盾的升级,也使得鼎桥的团队凝聚力存在一定问题,也是的一些关键人物不断流失。双方都在争取对鼎桥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因此双方根本无法形成合力。
华为主导,局面扭转
首期招标之后,双方,特别是华为肯定是做了经验教训的总结。随着后面招标的规模将越来越大,如果不改变局面,华为在TD上面肯定会面临失败,只是败得有多惨问题。而中兴将借助TD改变移动的现网的格局,也会拉近与中移动的关系,从而进一步蚕食华为其他的产品上面的优势。
按照合资协议,华为和西门子作为母公司,不再从事TD-SCDMA无线接入系统的研究、开发,而是全力支持鼎桥做TD-SCDMA无线接入系统。由于华为绝对不能失去移动这样的客户,也绝对不能在移动的网络上处于从属地位,因此华为必须改变。
华为向诺西提出接管鼎桥,全力出击TD产品,当时也正好也遇上了一个契机。西门子和诺基亚在2006年合并之,诺西内部本身也有很多要磨合调整,也有很多问题。并且对诺西来将,TD产品应该不是重要的战略产品,中国移动对诺西的重要性也没有对华为重要,再加上,诺西更看中的是收益,也就是有了华为的强势接入,如果真的快速提升产品的能力,诺西本身也是受益的。于是,双方很快达成一致,由华为接管鼎桥的管理。
2008年4月,鼎桥原CEO德国人孟乐离职,由华为无线产品线副总裁侯金龙代为管理,产品开发部门的大部分中层也换成了华为的人,注入华为狼性文化。针对TD产品方面的不足,华为扩大研发队伍,加强研发,把TD研发提到最重要位置上。通过对原有研发平台的改造,对销售渠道和服务体系的建设,推出更具竞争力的产品。
至于结果,也是显而易见的,在一期13%的基础上,二期,鼎桥系(华为+诺西)获得26%的份额,三期也基本维持这个比例,四期及之后,鼎桥系占比超过40%,基本实现了改变格局的目标。
因为TD-SCDMA只在中国市场销售,因此一般第三方咨询公司也不统计结果和份额,因为咨询公司的报告没有任何市场,并且各设备商对竞争对手的情况也很了解。结果和份额也容易通过中国移动就能够了解得很清楚。因此TD就没有整体市场份额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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