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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1-6 11:13:27 |显示全部楼层
《跑不动的“大象” 电信运营商内耗二十年》



电信改革二十年前起步,六家运营商粉墨登场,拉开竞争战局。转瞬间六家又合并为三家,在国家任务的指挥棒下,电信运营商亦步亦趋、内耗严重。没有竞争,“大象”永远在原地喘气。最终拆除“花园的围墙”的却是互联网公司,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到来,让错过变革良机的运营商不得不退守“管道”的身份。2017年,长久以来的内耗会结束吗?

2009年至2013年,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三家运营商的市值没有发生过太大变化,但腾讯、百度的市值却分别增长了9倍以上。
“花园的围墙被拆除了,电信运营商在移动互联网应用服务环节的中心地位也结束了。”中国移动原掌门人王建宙在退休后出版的新书中写道。
早在2003年运营商一家独大的时代,阚凯力就曾撰文指出电信产业的核心不应该是运营商,而是应用提供商:“新浪网这些应用提供商应该成为电信业的‘上帝’。只要‘上帝’一天‘牛’不起来,还在那里‘寄人篱下’,我们的价值链就一天不可能构筑起来。”
年届七十的阚凯力是改革开放后第一批公派美国的留学生,在斯坦福大学电机系攻读硕士、博士;曾在邮电部经济技术发展研究中心任副主任,前后十几年。2000年任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第一任院长后,因屡次直言抨击电信业,被业内和媒体称为“阚大炮”。
运营商们真正感受到这一变化,是从看到了App Store开始。王建宙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在这之前也有移动互联网,但你每做一个动作,运营商都知道。App Store起来以后,用户完成整个交易,跟运营商一点关系都没有。这个事震动很大,甚至超过了苹果手机本身的震动,它是一种经营方式的改变。”
互联网应用风生水起,运营商们并非后知后觉,实际上,以中国移动为例,就曾有数次机会介入互联网领域,但大多都擦肩而过:
2007年,中国移动推出“飞信”,以免费群发短信,快速俘获了大批用户。然而随着2011年微信的出现,飞信迅速没落;中国移动也曾多次考虑在互联网公司持有股份,始终却没有实现。
2009年,新浪CEO曹国伟跟王建宙说,要做中国的Twitter。中国移动希望合作,然而在一连串冗长的可行性分析之后,新浪已经把微博做起来了,不再需要中国移动的援手。
在受到苹果App Store的刺激后,中国移动也推出了自己的应用商场,称作MM(Mobile Market),但乏人问津。
周鸿祎说,运营商做互联网是“鲨鱼上树”;马云也曾在中国移动的内部演讲中坦言,“我喜欢在别人的地盘打架。至于你们想搞互联网,恐怕机制不行,年龄也不行了”;2007年王建宙在清华演讲,放话要找“互联网疯子”,并转送脸谱网(Facebook)CEO马克·扎克伯格赠送的衣服,然而这件衣服至今仍未找到主人。
分分合合
1949年以来,中国的电信业屡次分拆合并,构成了当下三家独大的局面。移动、联通、电信的竞争核心在于网络。2G、3G、4G时代,因为三家网络选择的各不相同,演化出了不同时期的迥异“战局”。
在那些年里,电信系统里发生了什么?
1994年,中国联通成立,这支由电子部、铁道部和电力部“杂牌军”组成的新公司,是打破新中国成立以来邮电部垄断电信业的第一股力量。
可惜这股力量十分弱小。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周其仁在《数网竞争——中国电信业的改革和开放》一书中回顾:联通成立4年后,份额仅占全国手机市场的5%,总规模大约只有中国电信的1%。
“联通的对手说是中国电信,实际上中国电信就是一块牌子,背后是邮电部。他跟裁判踢球,不是输定了吗?”阚凯力说,那些年里邮电部对联通的策略是围追堵截,管卡压。
1999年,时任信息产业部(原邮电部)副部长的杨贤足调任中国联通,董事长、总经理、党委书记、法定代表人“一肩挑”。同时调任联通的,还有时任信息产业部综合规划司司长王建宙。
新班子上任后,马上就召开专家座谈会,讨论上2G的CDMA移动通信网络的问题。当时,联通已有2G网络GSM。为什么有了还要建,“左手打右手”?
当年参加专家座谈会的阚凯力说,上CDMA是联通自己要求的,不是国家任务。“为什么要上?因为他们太清楚了,邮电部对联通围追堵截,搞的种种制度,使得联通的GSM网络支离破碎。修旧网,比建新网的费用还高。”
新书中,王建宙回顾了推动CMDA的艰难:谈判难、买专利难、手机制造难、国际漫游难、销售更难。然而,即便联通为CDMA做了这么多,最终GSM网络仍然是其营业收入的支柱、利润的主要来源。
国家计委和邮电部门关于分配CDMA手机牌照的内耗,拖了这个新生公司的后腿。
2004年,移动、联通、电信三位董事长轮换,王建宙任中国移动董事长,王晓初任中国电信董事长,常小兵任中国联通董事长。
阚凯力说,“这件事,从表面上看是中央组织部的人事调动,实际上背后推手是国资委。”2003年成立的国资委,管人、管事、管资产,“它跨行业管理,完全不懂电信,要对手下的电信公司统一考核,末位淘汰”。
当时,六大运营商并存(移动、联通、电信、网通、铁通、卫通),因为新的考核制度,展开了激烈的价格竞争。移动和联通作为仅有的经营移动通讯的公司,竞争尤其激烈。
“但是国资委的目的是‘保值增值,做大做强’,它非常反对竞争,说电信运营商打价格战是‘国有资产流失’。于是国资委就天真地认为,换换一把手,就能停止价格战。”阚凯力从这个角度解释了此番人事转盘大挪移的原因。
国家任务搅黄企业利益
2001年,中国电信“南北拆分”,形成了移动、联通、电信、网通、铁通、卫通的“5+1”格局。2008年,电信业再度重组:移动与铁通合并;电信购入联通的CDMA网络;联通与网通合并。最终回到三分天下的格局。
当时的市场已是“家家有本难念的经”:移动“大象快跑”,一家独大;联通挣扎在两网互搏当中;电信和网通只能经营固定电话业务,在饱和的市场下增长惨淡;铁通、卫通的势力更是远不敌前面四家。
“烂土豆分堆儿,怎么分都还是烂土豆。”阚凯力认为这样的重组方案仅仅是表面光鲜:重组后,移动不将铁通纳入上市公司结构中,铁通依旧是穷光蛋;电信花了两千多亿拿到了CDMA网络,实际只有2800万的用户;联通与网通合并后,两套班子、部门重叠的冗员问题至今没有解决。
他认为这一方案并未触及根本问题:国企的基本体制没变;国资委行政命令一刀切的考核制度没变。
几乎与这轮重组同时,电信业迎来了3G时代。2000年起,在欧美和香港就实行了3G牌照拍卖制度,欧洲市价一度飙升至1100亿美元。国内,2009年,由工业和信息化部(原邮电部、信息产业部)向三家运营商发放牌照。阚凯力解释,国外拍卖的是有限的频率资源,而国内给国企的频率是无偿使用的。
三家运营商拿到的牌照各不相同,导致3G战局中起点各异:联通分到全球应用最广的WCDMA,电信分到美国标准CDMA2000,唯有中国移动拿到的是国内“自主研发”的TD-SCDMA。
书中,王建宙描述接过这张牌照时,“心中充满了沉甸甸的责任感”。因为这张戴着“自主研发”帽子的3G牌照全球只有中国移动在用,技术最不成熟,市场前景最为叵测。
阚凯力则否认TD-SCDMA网络国内自主研发的身份,称其为“皇帝的新衣”:
据阚介绍,TD-SCDMA实际上来源于德国西门子公司。在欧洲争夺3G标准时,西门子败了,TD技术全盘“报废”,于是就“顺水人情”送给了中国,由大唐电信集团(前信息产业部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接手,这个研究院被称为“硬院”。阚凯力所在的信息产业部电信科学研究院被称为“软院”,他说3G研发需要数百人的多年劳动,“硬院”从来没有也不可能完成这样的任务。
直到2008年,3G牌照的发放箭在弦上。联通和电信,合力保举“老大哥”中国移动上马TD网络。
阚凯力回忆,当时各家电信运营商一致不看好TD-SCDMA。在中国电信斥资两千余亿元购买联通的CMDA网络时,他问一位在中国电信当老总的老同学,“你们中国电信这回亏了吧?”结果对方说,“只要TD不落在我们家,我们就是赚了!”
联通的CMDA、移动的TD-SCDMA恰巧都是王建宙在任期间铺设的网络,他也向南方周末记者坦言,“跟联通的CDMA比,这次更困难了。至少CDMA全世界还有很多运营商在用,TD-SCDMA就只有我们一家在用。”
他说,“这个任务交给我们的时候,我们知道很艰巨,但也不可能推,就理所当然地接受了。”
怎么向上市公司的投资人交代?中国移动想出的办法是,由母公司出资建造,上市公司租用,以减少风险。
直到2013年12月,工信部向三家运营商下发了4G牌照,中国移动才等来了新的转机。
这次牌照统一发为TD-LTE制式。即使对技术上明显不合理的联通和电信,也是如此。
王建宙说,发放的是TD牌照,但到今天为止允许另外两家公司做一些FDD的实验。在被问及这是否是国家政策对中国移动的“照顾”时,王建宙笑言,“这个我不好评价,你们去评价。”
阚凯力认为,中国移动急推4G是为了扔掉TD-SCDMA网络,而主管部门发放TD-LTE牌照则是当年3G错误决策的“遮羞布”。
他说,4G的两种制式明显是FDD更好,同样的基站,它的网络覆盖面积要比TD大出30%左右。
11月18日,腾讯科技报道,工信部预计于12月中旬发放FDD牌照。唯有那时,三大运营商的4G之战才算真正打响。
“野蛮人”入场
在运营商独大的年头里,曾经霸占全球市场40%的诺基亚CEO都要绕着中国移动转,问怎样服务才能更好。然而2007年,苹果横空出世,中国骄傲的运营商们遇到了第一位“野蛮人”。
苹果要求分享运营商的收入,这成为了中国运营商们与苹果合作的第一层障碍。一年后,分成困局打破,遇到了第二个问题:无线网络的不兼容。
2003年5月,中国发布自主创新的无线局域网WAPI,并宣布从2004年6月1日起在国内强制执行,并宣称为了防范网络安全问题,禁用WiFi。
此举引发了美国市场的强烈反弹,经两国协商,最终宣布无限期推迟WAPI的强制实施。2009年,WiFi禁令才悄然解除。
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市场几乎是唯一一个禁止手机WiFi功能的大国市场。在如今WiFi被戏称为马斯洛理论的“第一需求”时,很多人难以想象它曾在中国市场被禁用。
无线网络问题解决后,恰逢3G时代到来,因为苹果不肯生产符合中国移动TD-SCDMA这个全球只有一家运营商使用的手机,双方的谈判进入焦灼状态。
这轮谈判历时5年,在王建宙2012年退休时,中国移动仍未与苹果签约。直到2013年推出的iPhone 5S/5C,才有了符合中国移动制式的苹果手机。
苹果与中国移动的“七年抗战”,有其自身的霸气,也先后遇到了“中国特色”与“中国移动特色”。
2011年,微信横空出世,迅速俘获了大批受众,运营商的短信和通话业务立刻受损。与禁用WiFi的手法相似,2013年2月,工信部部长也曾放话,运营商要向微信收费,两个月后,这场风波悄然息止,此后再也没有运营商向移动应用的强硬反击。
2014年11月11日,腾讯推出“微信电话本”。
阚凯力认为此举意义重大。号码携带是打破运营商垄断的法宝。此前,换运营商就要换手机号,用户自己的联系人网络就被打破一次,因此号码是运营商对消费者的最大捆绑。
微信电话本出来以后,第一联系方式变成了微信号,只要微信号不变,换哪家运营商的号码都可以找到机主,手机号码的硬束缚被打破。
实际上,2012年3月,阚凯力就曾经给“部里”(工信部)写过利用“虚拟号”推动号码携带的建议书:“结果建议书被主管领导当场驳回:这样一来运营商日子怎么过?!”
后来,阚凯力把这份建议书直接发到了腾讯总部。
2001年,中国移动用户破1亿,用了12年的时间,扩展为7.5亿。然而,微信2011年1月推出,仅仅用了2年半的时间,用户就已经超过了4亿。
不久之前,“管道”还是运营商们不甘心承认的身份,如今却很快变成了捍卫自身价值的唯一盾牌。
步入2017年,运营商将走向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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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1-6 13:56:46 |显示全部楼层
不要唯指标唯市场,做好服务和维系,三家并1-2家最好,多年的价格战做好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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