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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老家多年，老屋早已不能住人了。今年和哥哥一起，把房子修缮一新。时隔二十多年，一切还是那么熟悉和亲切。
清嘉庆至道光年间，祖先迁居到安徽无为县的一个依山傍水的小山村，五个儿子繁衍生息，称作伍房村。一百多年来，这个偏僻山村农耕社会结构发生两次变化：大饥荒期间有四五户逃荒到安徽枞阳、南陵，江西南昌等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通过升学、参军、务工、创业渠道，人口陆续外流。小小山村折射出了人类社会最大规模人口迁移的缩影：全村六十岁以下的男性
（一）族谱背影下的迁徙。
六十岁以下的男性劳动力全部外出。省外的有上海、江苏、浙江、江西、四川、山东、北京、辽宁、黑龙江，省内的有合肥、铜陵、当涂、马鞍山等。四五十岁的劳动力中，主要从事建筑行业，土建、水电、钢筋结构、油漆、粉刷，还有开出租车、开饭店、卖鱼卖家禽、保安，只有一人在工厂里做轴承滚珠。
谱系（房头）对这代人外出地点和职业都有影响。大房有人在苏州做建筑老板，这个房头的人在苏州做建筑的就非常多。即使在同一宗族，血缘关系也存在差序格局。农田由三家外来种粮大户租种，山地由另外一家公司承包，农民不耕田，也不种地，农民的定义已经从本质上发生了改变。
（二）无声的革命：小村庄里折射出的两次大规模土地制度变迁。
1978年，是每个村里人欢欣鼓舞的时光。包产到户，每人分得了大约1亩左右水田，一家六口人每年能够打五千多斤稻谷，几百斤菜籽，山地里还有上千斤的红薯。能够吃饱肚皮，每年红薯粉、油菜籽还能卖几百块钱，比起生产队经营，日子真是太红火了。
但随着人口的增加，人均耕地越来越少，加上农业税负担重，土里刨食只能勉强糊口，九十年代开始人口开始陆续外出打工，甚至出现了田地抛荒现象。2000年代之后，取消农业税加上种粮补贴，抛荒的土地渐渐向种田能手集中。
现在全村284亩土地被三家种田大户承包，三家分别租种了136亩、46亩和89亩耕田。土地的规模化导致了生产方式的变革，耕田用拖拉机，插秧用撒播，灌溉用打水机，收割用收割机。每亩650元的租金要高于一家一户牛耕人种的收益。
从死守一亩三分田到远走他乡，从牛耕人耕到机械化耕作，市场的力量悄悄地实现了土地制度的第二次变革。
（三）老人的日子。
春节期间以外，村子里基本上是老人和小孩的世界。劳动力都外出了，六七十岁的人基本上都要种菜、带小孩、打零工，他们是村子里事实上的青壮年；八十岁以上才能称得上真正意义上的老人。
田地都承包出去了，田租每亩650元一年，山地150亩一年。村上有284亩田和100多亩地，每个老人平均大约有1500元左右的租金收入。另外每月有80元的政府补贴。粮食要花钱买，猪肉要买，水电也要买，加上其他日常开支，这些钱是不能维持基本生存需要的。所以，子女能否在外面挣钱接济是老年人生活水平高低的最重要决定因素。老人们说，要是每月政府补贴有300块，那日子真的就好过了。
（四）留守儿童：三代人的“三赢”选择。
村里大多数家庭都是夫妻一起外出打工，小孩留给爷爷奶奶或者外公外婆照看，成为“留守儿童”。“留守儿童”问题已经引起广泛关注，这次在村里却发现“留守儿童”可能是现有资源约束下三代人的“三赢”选择。
一、爷爷奶奶辈。老人的田租收入和政府补贴不足以维持基本生活（人均年收入共约2500元左右）。照看孙辈，子女会直接或间接提供经济回报。这样，照看孙辈既有含饴弄孙的天伦之乐，也通过家庭内分工提高了老人的收入水平。
第二、父母。夫妻两地分居，生活开支比较大，往返的交通费也高。夫妻一起外出打工，一般是老婆的工资用来花销，老公的钱可以净积攒下来，夫妻在一起生活的开支也远低于分居两地。这样，生产和消费中都产生了规模经济效应。此外，两害取其轻，与子女分离的心理痛苦可能要低于夫妻之间长期分离的生理、心理痛苦。
第三，留守儿童。多数家庭年底都能带回一笔可观的收入，这些钱用来孩子读书、建房或买房，父母打工的收入主要都投资到孩子身上。父母如果没有经济能力建房或买房，儿子是很难娶到老婆的。两利取其重，父母外出打工给孩子带来的实际利益可能要大于与父母分离带来的痛苦。有爸爸妈妈的牵挂，有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的陪伴，更有好多小伙伴一起成长。
（五）男孩和女孩。
六七十年代出生的人，家里一般有4-6个兄弟姐妹，其中必须要有男孩。供男孩子读书到初中毕业，不能上学（上中专或读大学）就回家务农，女孩子多是读完小学后就辍学回家干活，这个时期读大学的都是男性。
七十年代末起开始计划生育，第一个孩子是男孩，有些家庭会再生个孩子，也有个别就是独生子女；如果第一个是女孩，第二胎一定要个男孩，否则的话会外出流动躲计划生育，直到生出儿子。由于经济条件的改善，许多女孩也会读完初中。这个时期读大学的主要是男孩，也开始陆续有女孩读大学。现在村子多数家庭是独子或姐弟倆，逃计划生育多生小孩的现象基本没有了。
生育观念的变迁既受到计划生育制度的约束，也反映了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人们观念的进步。教育投资也是每个家庭的理性决策，资源极度匮乏条件下牺牲了女孩的教育机会投资于男孩，随着经济条件的改善，女孩和男孩逐渐在家庭中获得了平等的教育机会。
（六）两代大学生。
村子原来有36户，90年代之前，有4人升学外出，现在分别在铜陵做政府部门科长、本镇中学副校长和在广州做大学教授，另外一人自主创业。90年代之后，村子里有三人本科毕业，五人专科毕业。与上一代大学生不同，他们全部在企业从事技术、销售、管理工作。
村里的老板能够带动兄弟姐妹和宗亲外出就业，老一代大学生对其嫡系亲属、旁系亲属外出就业的地点、工种都没有产生影响，但他们的孩子都读完本科，其中一人出国留学。
对于四五十岁这一代而言，上大学能够改变本人的命运，但不管是上大学还是没有上大学，能够创造财富（或权力）才能够改变家族的命运。中国传统家族观念上的当官发财、光宗耀祖是有其内在合理性的。
（七）市场力量下的“圈地运动”。
耕田规模化经营，以租种80亩水田为例，好的年景每亩田能收割1000多斤水稻，再加上冬季小麦，一亩田有1500元左右的产出，种子、化肥、水电、机械的各项成本大约500元，每亩田一年能有1000元左右的收入。根据规模的不同，种粮大户有不同额度的政府补贴，每亩田实际租金大约400元左右，这样一亩田的纯收入约600元，夫妻倆一年能够收入5万元。这与夫妻共同外出的收入相当，却免去了背井离乡、四处奔波、每天10个小时高强度体力劳动的痛苦。
为什么大多数人还是选择外出打工呢？规模化耕种事实上已经在本质上不同与小农经济，农户每年需要投入4万元左右的成本，面临粮价波动、水灾、旱灾、虫灾等风险，如今年家乡发大水，多数农户颗粒无收。外出打工则不需要承担成本投入的风险，打工赚到的钱是净收入。农民事实上出现了分化，种粮大户成为投入成本、承担经济风险的经营者，外出务工人员则变成出卖劳动力维生的打工族。
（八）票子（之一）：建筑工的账本。
今天原打算写村子里票子、房子、车子、儿子的故事。在堂侄家核实数据，他们夫妻倆的反馈让我却步了。村里有老板、包工头、带班、各类建筑工，还有个体经营者和各类服务业从业人员，笼统的“票子”显然会以偏概全。小的是美好的，还是先从建筑工的“票子”谈起吧。
建筑工基本都是按日计酬，大工(技术工）180-240元一个工，小工杂工100-160元一个工（女工下浮越20%），每天的工时是9.5-10个小时。由于按日计酬，便没有了所谓的“五险一金”，但工地一般会买工伤保险。每月发1000-1500元的生活费，年底回家过年再结清全年工资。工地上班不分周末和节假日，由于雨雪天气、工地转场或没有工程可做，好年头一年能做250-300个工。一年下来，大工大约有4-5万元收入，小工一年有2-3万元的收入。除去各类开销，不错的年景夫妻一年外出能挣回四五万块钱。
（九）票子（之二）：教授工资的故事。
以前在农村见面的问候语是“吃过了吗？”现在过年回家，见面问得最多的是“在外面做的怎么样？”“今年发财了吗？”我二十多年没回村里过年，寒暄叙旧之后，大家好奇的是我的工资。不好意思直接问，变用间接的猜测“一年有四十多万吧？”“一个月有二、三万吧？”也有人试探问道“一个月该有一万快钱吗？我把这个故事告诉老婆，老婆笑着说，这表明大家对教授的工资还是看好的。
对外出打工者和创业者的收入也怀着同样的好奇和猜测。我的一个堂侄这几年在外面做得比较顺，大家对他的收入都很看好，比较一致的猜测是他一年有三十万。由于当事人一般不置可否，最后村里人对他收入的判断是年薪三十万。村子里永远流传着成功者的故事，这些被不断放大的成功故事鼓励着大家来年继续努力，同时也加剧了村里人的躁动与焦虑。
该揭开谜底了，教授一年的工资约二十万，那位堂侄一年的收入约十三万。新年到来，恭喜发财。
（十）敬烟的背后：房子和车子
成年男性见面一般都会相互敬烟。过年了，外出回来的人最普遍的是敬硬盒中华（四十多元一盒），也有敬玉溪（二十多元一盒）、软盒中华（七十多元一盒）或和天下（一百元一盒）。一般来说，大家平时多不会抽同等档次的香烟。敬好烟，既表示对别人的尊敬，不同档次的香烟也彰显敬烟者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
相对于敬烟，房子和车子才是显示经济实力的强信号。村子里有三分之一以上的家庭有小汽车，多数家庭建了两层楼房，彩电、冰箱、洗衣机、空调基本是一般中等家庭是标配。
判断经济实力的最重要标志还是是否在外地买房、在哪里买房。大约有一半的家庭在外有一套或多套房产。买房的地点遍布各地：上海、苏州、合肥、芜湖、蚌埠、马鞍山等大中型城市，还有县城和附近的镇上。
工资或赚钱曾是最重要的收入来源，而今房产的增值才是财富分化的分水岭。买房的为自己明智的决策沾沾自喜，又后悔没有胆大早买一点、多买一点；没有买房的人对越来越高的房价望而却步，好不容易积攒的钱永远赶不上首付增长的速度，更不用说压在身上一辈子的房贷和月供。乡村，也和城市一样，上演着同样的悲喜剧。
十一）祠堂与庙宇。
这几年家乡流行修祖谱、建祠堂。祠堂多由外出创业成功人士发起，一座祠堂少则一百多万元，多则几百万甚至上千万。家乡还有座千年古寺“双泉寺”，最近也要恢复重建，功德项目认捐五百多万元。远离家乡创造财富，功成之后再回到家乡光耀祖宗、回馈神灵。对于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原本想从社会资本的角度去解释，但兴建祠堂还勉强可以说得过去，认捐庙宇功德项目则无论如何也说不通。
后来与吴教授、乡贤丁总探讨，他们的建议挺有道理。农民工一无所有到城市去闯荡，冒着巨大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外出创业成功人士将这一福报归于祖宗的庇佑和神灵的福祉。另外，血缘、地缘关系是他们走出乡村的重要纽带，同乡之间、村庄之间的声誉机制构成了另外一种无形的力量，赚了钱不为宗族做些贡献，会被族人、乡邻诟病，对以后做人、做事都不利。此外，也有很多乡贤修路建桥、捐赠教育和老人的例子。
十二）喜鹊和野猪。
打柴和拾粪是小时候必做的两样农活。到山上剐松针、砍柴，还要剐草根，做燃料或者卖钱，拾猪粪用做肥料。不论是村里还是山上，所有有用的东西都让人搜刮得一干二净。这些年村子里的人差不多都外出了，家家户户门口都长了一人多高的茅草。上山的小路也基本上让杂树、荆棘挤满了。喜鹊来了，野猪也回来了，农村出来动植物们的天堂。
（十三）长兄为父，长嫂为母（之一）。
村子里有两家哥嫂是所有家庭的楷模，一是我家，另一是成虎家。
八十年代，优秀初中毕业生有两个选择，一是上中专（师范），二是继续读重点高中考大学。对于大多数农家子弟而言，上中专是首选，考上了中专就有了商品粮户口，毕业包分配就捧上铁饭碗。
哥哥是七十年代第一届中师生，毕业后分配在乡初中当老师，也是我初中的老师。对于我是上师范还是读高中，哥哥和父亲产生了激烈的争执，哥哥深知乡村教师的艰辛，坚持让我读高中考大学，由他承担读书费用；父亲则说我身材瘦小，如果考不上大学回农村干不了农活娶不上老婆。最后哥哥还是让步了。
我们那时上师范，不交学费还有生活费。师范生大三门音体美，小三门数理化，不开英语课。当同学们都在自考大专课程时，哥哥时时提醒我别放弃自学英语。师范毕业当了两年乡村教师后，我以县文科第一名的成绩考上了大学。
工作期间的积蓄维持了我大学前两年的费用，从大三开始，哥嫂就负担起我的全部学费和生活费。当时哥哥刚脱产本科毕业，小侄女出生不久，哥嫂节衣缩食的结余基本都供我读书了。当时父母都年过六旬，做不动农活了，哥嫂把他们接到镇上，在嫂子的教书小学卖小糖维生。
大学毕业后我到广州读研，不用交学费还有生活津贴，加上在外兼课，生活自给外还略有结余，便陆续每月给父母寄点生活费。父亲去世后，母亲一直和哥嫂生活在一起。母亲总是说，媳妇待她像亲闺女一样。
题外话。老友吴红宇教授不时提醒我，叙事过程中别忘记经济学视角。遵命如下：第一，决策中的风险收益。家庭经济条件差，身材瘦小人力资本不足，风险承担能力弱，决策过程中会更加趋于规避风险。从这个角度，弱势群体低可能在市场上获得风险收益；第二，老人基本社会保障的缺位表明政府的失职。
（十四）长兄为父，长嫂为母（之二）
成虎是村里的传奇人物。两百多万建在村头的三层别墅是创业成功的标志，两个弟弟也一直跟着他在苏州做事。建路、修桥、孝敬长者、续谱等公共事务，他总首先倡议也捐款最多。
成虎的父亲四十多岁就去世了，母亲拉扯着三儿一女。成虎是长子，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当时还都没长大成人。成虎初中毕业回家务农，后来承包了村里的荒田养鱼，日子过得紧巴巴的。那时，成虎的母亲是村妇女主任，专抓计划生育。成虎生了两个女儿，再生就超计划生育。为躲计划生育再生个儿子，九十年代初期，夫妻倆到苏州建筑工地打工。
在建筑工地打工六个月后，成虎成了小包工头。在苏州刚立足，成虎就把两个弟弟带到苏州工地上干活。九十年代末，兄弟三的联排两层楼房就矗立在村子的东边。成虎夫妻倆还张罗为两个弟弟娶了老婆。
成虎告诉我，在父亲病危的床头，他对父亲发誓：只要我有一口饭吃，就绝不会饿着弟弟妹妹们。他做到了！血缘关系是乡村社会最紧密的纽带，作为一个经济单位，家庭总体利益最大化一定程度上会超越个别成员的利益。当父母老弱或者父亲去世的情况下，长兄长嫂肩负起了父亲、母亲的角色。奉献、隐忍、利他，平凡的人们创造了不平凡的世界。
（十五）人情交往的逻辑
小时候最期盼的是过春节，有鱼有肉吃，有新衣服穿，每年三十晚上还有父母给的压岁钱。压岁钱只在袋子里焐暖几天而已，春节一过，压岁钱要悉数上交。当然，春节期间父母会给几毛零钱买糖买爆竹的。
现在，孩子们除了爸妈给的压岁钱，也能从亲戚那里得到红包。小孩拿到红包后会交给爸妈，并告诉爸妈说是谁给的。爸妈根据红包的大小，原数或略微增加一点钱再包回去。礼尚往来，体现了中国传统人际交往的一般规则。
红白喜事是人情交往的主要方面。婚嫁、添丁、建房、祝寿、升学等是红事，老人丧事是白事。全村都请，称做叫“办大酒”；只请亲戚，称作“办小酒”。大酒的礼金约200元左右，东家除了宴请之外，还要糖果、香烟、红包等回礼。“办大酒”图的是热闹和场面，一场大酒下来，东家一般要补贴上千元甚至几万元。亲戚间“办小酒”，根据亲疏关系和往来记录，礼金从几百元到上千元不等。“办小酒”东家一般不会亏钱，但有来无往非礼也，下次别人家“办小酒”，也要送同等或略高一点的礼金。
礼金或红包的大小遵循礼尚往来的原则，同时也体现了血缘关系亲疏的差序格局，血缘关系越近，礼金或红包的金额越大；随着血缘关系的疏远，礼金或红包的金额逐渐降低。
单纯的“礼尚往来”或“差序格局”还不足以解释乡村社会人际交往的逻辑。在以血缘为基础的家族社会结构中，婚丧嫁娶等活动的花费比较多，亲戚间“礼金”在一定意义上可能还承担着家族成员间的“互助”功能。
说明：对人情世故我一直不太懂，盼望了解乡情的朋友多指教，我会加以完善
十六）大龄剩男：计划生育在乡村的副产品
90后陆续进入适婚年龄。这个时期农村正实行最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第一胎是男孩就不准再生，第一胎如果是女孩，可以生第二胎。统计意义上，第二胎是男孩还是女孩的概率仍然各为50%。但是，大多数家庭第二胎都是男孩，其中的奥秘不言自明。所以，这一阶段家庭子女结构存在三种主要类型：独子、姐弟，少数家庭是两个女儿。
初略作了一下统计，这一阶段男女性别比约为127:100，男性比例明显高于女性。男女性别比例的失衡导致婚姻市场上竞争的加剧。
娶老婆的标配是有装修好的新楼房，彩电、冰箱、洗衣机、空调等家用电器，如果在城镇买房或有小汽车还会加分。自身条件之外，由于农村没有养老金，父母是否年轻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另一部分人则在婚姻市场上处于劣势，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劣势不断被强化，逐渐成为大龄剩男。
对沦为大龄剩男的恐惧强化了结婚的低龄化。担心儿子年纪大了难娶老婆，许多家庭在儿子二十出头就张罗孩子的婚事，男孩二十二、三岁就结婚的现象比较普遍。
婚姻市场的激烈竞争也在潜移默化中改变了人们的生育观念。父母是儿子结婚费用的主要承担人，传统意义上“多子多福”的观念受到现实经济压力的直接冲击。“少生优生，幸福一生”自发成为年轻一代新的生育观。
（十七）炫富还是返哺？礼尚往来的另一面
前篇“人情交往的逻辑”发出之后，毛国民教授建议关注礼金的“帮扶贫弱”功能，吴红宇教授推荐阅读《白领小夫妻一年存款3万 ，春节回家送礼送掉一半》，网文《穷人不走亲》则提到：“走亲戚都不是联络感情了，各种勾心斗角，各种攀比，晒车，炫富，农村的套路是越来越深”。“世事洞明皆学问 ，人情练达即文章”，人情世故还真是个大学问。
农村里人际交往一般分三个层面：第一，兄弟姐妹之间的“家庭嫡亲”关系；第二，堂兄弟姐妹间的“堂房近亲”关系（父系）和表兄弟姐妹之间的“表房近亲”关系（母系）；第三，同宗族之间的“远房本家”关系。
“家庭嫡亲”关系中，占主导地位的是以血缘亲情为纽带的“互助”和“利他”。哥嫂供我上学，成虎帮弟弟们立业成家是典型的例子，兄弟姐妹中一人发达带动全家外出致富的例子比比皆是。在“家庭嫡亲”关系中，家庭成员之间互助、利他、返哺。
“远房本家”关系。村子里绝大多数家庭都有人外出打工，一年下来，除去日常开销，普通家庭也有三五万元的积蓄。有的赚了大钱，有的收入平平，虽然经济条件有差距，但家家都有富余，谁也不缺吃穿。春节回到村里，见面问个好，敬根烟，相互尊重，礼尚往来。
“堂房近亲”、“表房近亲”关系。平辈之间是礼尚往来，给小孩的红包一般也有来有往。对于长辈，春节期间会孝敬红包或礼物，相当于“敬老”或“返哺”。
春节期间，网上流传着许多“炫富”“攀比”和“沉重的红包”故事，这种现象确实存在。农耕社会有“衣锦还乡”的文化传统，在外闯拼都不容易，春节回乡显摆一下也在情理之中。再说，赤手空拳闯荡江湖，能够载誉而归的成功人士，个个都是深谙世道人情的高手，他们会更清楚做人的规矩。随着社会的进步，这种现象在乡村也会逐渐式微。
（十八）贫穷和选择：家庭内部资源配置的经济分析
上篇把“家庭嫡亲”关系归结为“互助，利他和返哺”，老同学高美女提出：家庭成员之间可能存在道德绑架，以亲情的名义劫富济贫。这其实是家庭内部成员间的资源配置问题。同样一枚硬币，正面是互助和利他，反面则是勒索和强权。实在很困惑，求教于老友黄济熬教授，黄教授精辟独到的见解给了许多启发。
血缘关系中的利他、互助和返哺是人类道德力量的重要来源。但如果要分析家庭内部成员间的资源配置，需要两个基本前提：第一，贫穷（资源极度稀缺），第二，选择（有限的资源如何分配）。
父母对子女教育投资决策。我们这个年纪的人（六、七十年代生人），村里的女孩子多数只读了小学或是文盲，而男孩子一般会读完初中。长大成人之后，女儿会当面或背面抱怨父母“重男轻女”，让自己成了“睁眼瞎”。父母一方面愧疚，另一方面则解释：你们都有了儿女，天下哪个父母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好。“手心手背都是肉”，那时是实在没有办法啊。父母和女儿就这样和解了。在极度贫困的条件下，父母牺牲女儿的教育机会，作出家庭利益最大化理性决策。“父权”决定了子女教育的资源配置。随着经济条件的好转，加上计划生育家庭子女数量降低，女孩的教育年限逐渐延长，现在许多家庭女孩与男孩获得了相等的教育机会。资源约束条件改善（从极度贫困到相对富余）解决了上一代父母的曾经面临的难题。
成年子女对家庭的经济帮扶决策。外出务工，或者通过升学等途径在城市工作，成年子女获得了经济收入，同时也面临着决策难题：年轻人正处于筑巢期，正是最需要用钱的时候。是返哺家庭还是集中力量筑建新巢？这时，资源约束（贫穷还是富余）起到决定作用。过去，村里经济家庭条件差的占多数，子女不得不返哺老家，家中有弟妹读书、家人生病或父母老弱的情况下尤为如此；现在，家庭经济条件好的占多数，父母会竭尽全力在经济上支援子女成家立业。相对而言，血缘关系（包括父权）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逐渐降低，愿意付出的自然会付出，不愿付出的谁也难以强求。从这个意义上说，家庭成员之间的道德绑架是弱约束。“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家庭成员外出带的工作机会、市场信息、社会资本等才成为家庭以至家族发展更为重要的力量。
从贫穷到富余，从内耗到共赢，小小村庄折射出了时代发展的大变迁。
（十九）走出谱系的年轻人。
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很少做建筑的，多数从事服务行业,有售楼、药品销售、机修、卖二手车、饭店服务员、汽车修理、理发师，就业地点也很分散。有三个年轻人从事机修，都是大专毕业，散布在上海、合肥和苏州。
春节假期结束了，回乡的人们陆续赶回城里，开始新一年的奔波与忙碌，开始新一年的希望和梦想。回乡笔记也要暂告一段落。感谢村里的各位乡亲们，他们告诉我村里的历史和现在；感谢各位朋友的关注和建议，你们的支持和帮助是我记录家乡故事的持续动力。谢谢大家！
故乡是有温度的，也是我研究灵感的源泉。虽然离开家乡多年，回到村子里，一切还是那样的亲切和熟悉。多年来一直有个夙愿，希望把自己村庄的故事书写出来，从小山村的变化管窥社会发展的大变迁。这组笔记虽然只是初步的开始，但毕竟有了前进的第一步。
补记：杨桥老街。
离村子四五里路的杨桥街是儿时的天堂，也是我能想象的最远、最繁华的街市。每次母亲上街，我都会守在村口，等母亲从街上带回油条、糖豆、糖饼、酥糖等最美味的零食。
随着公路交通的发达，杨桥街道的的水运码头逐渐衰落。越来越多的人离开农村外出谋生，常住人口减少也导致商业逐渐萧条。一个老手艺人，做木头锅盖、木头板凳和木质农具，原来带着几个儿子做木工手艺，生意越来越冷清，儿子们都出去打工了，只留下老人独自留守着这个木匠店。
补记之二：
重走上学路。从家里到初中学校，沿着河堤一直走，大约六七里路。每天早晨匆匆吃完饭往学校赶路，下午放学路上才是真正的乐园：三人一群，五人一伙，嬉戏玩耍，追逐打闹，好多初中同学到现在还保持联系。雨雪天走泥梗路就没有那么轻松了，又粘又滑,好像永远没有尽头。现在泥梗路变成了水泥路，又有校车接送，小朋友们再也不用走那么远的路上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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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2-6 13:33:5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