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解局
1985年,美日《广场协议》断送了日本的半导体霸权。
40年后的今天,韩国也站在了相似的十字路口。
前段时间,美方计划撤销对韩“经验证最终用户(VEU,Validated End-User)”制度,要求韩企对每台美国设备进口,单独申请许可。
从原本无需逐案申请许可证的绿色通道,到每次使用都提交审核,美方对韩监管的收紧,让韩方深感窒息。
这些年,韩国半导体芯片业和美国深度捆绑,虽然可以使用美国的技术和设备,却不能进行迭代升级。
表面上,美方赋予韩国一片繁华,背地里其实是残酷的技术钳制。
起初,韩国人能把半导体芯片做起来,得感谢它的“此生之敌”日本。
战后,美国大力扶持日本,日本也成为在全球范围内重要的科技强国。
到1972年,日本东芝、日立等企业,通过改进美国技术,让DRAM(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芯片良品率反超美国。
哈尔滨街头的东芝广告
翅膀硬了,就要探索边界。
1982年,日本发生了最严重的一次“背叛”——哥尼斯堡事件。
在美苏争霸的背景下,日本把重要军工设备,偷偷卖给了苏联。
当时,苏联和日本,各有各的难。
首先是苏联,因潜艇螺旋桨噪音过大,美军在200海里外就能追踪到它的位置,急需研制新型螺旋桨,可国内却没有生产设备。
而在日本方面,东芝等企业的出口订单断崖式减少,面临严重的经营危机。
情急之下,战斗民族血性拉满,提出以十倍价格,向日本求购生产螺旋桨所需的“MBP-110S九轴五联动数控机床”。
东芝遂通过挪威的康士堡公司(俄语翻译即为“哥尼斯堡”),秘密向苏联提供了4台数控机床,帮苏联潜水艇的隐蔽性提高了10倍,还伪造出口文件,规避审查。
苏联用日本精密机床加工的潜水艇用七叶螺旋桨
这祸闯得可不小啊。
要知道,当时的日本,汽车在美市占率达到了22%,半导体的全球份额超48%,已经取代美国成为全球最大半导体生产国。
日本借梯登楼,美国养虎为患。
恰逢此时,韩国已经完成集成电路的技术积累,将产业重点逐渐从封装转向晶圆制造。
晶圆
1980年代,韩国颁布“半导体工业育成计划",三星向美国企业“美光”支付300万美元,获得64K DRAM设计授权。SK海力士从德州仪器引进设备与制程。
IBM在向三星出售芯片生产技术时,其背后的华尔街资本,通过优先股渠道入股三星,成为其53%外资的重要组成部分。
此消彼长之下,日本的DRAM芯片订单开始减少。
趁着日韩两国斗得激烈,美国在1982年研发256K DRAM存储芯片,试图巩固自己的科技霸主地位。
结果日本推出价格更低的同级别芯片,用极高的性价比,打得美企一败涂地。
恼羞成怒的美国资本,以国家安全为由,在1985年对日实施半导体贸易反制措施:
对日发起史上最大规模芯片反倾销调查、强制限制日本芯片出口份额、通过《美日半导体协议》勒令日本芯片涨价100%。
终于,在《广场协议》影响下,日本掏出了激进的货币宽松政策,应对日元升值冲击,跑步进入“失去的30年”。
签订《广场协议》的五国代表合影
到1995年,日本半导体在全球的份额,已经跌至不足十年前的一半。
而韩国半导体产业,却实现快速扩张。
三星1992年推出全球首款64M DRAM,1996年量产1GB DRAM,推动韩国在全球DRAM市场的份额从1980年代的不足5%跃升至1990年代中期的30%以上。
美国的帮助,与韩国的忠诚,在短期内形成了跨国产业合作的正向循环。
但这一局面,很快就被再次打破。
韩国芯片业走到如今的尴尬境地,虽有西方作用,但也是趋势使然。
让我们回顾1988年的一天,英特尔CEO安迪·葛洛夫(Andy Grove)访问台积电新竹工厂。
安迪·葛洛夫(Andy Grove)
安迪·葛洛夫曾是台积电创始人张忠谋在德州仪器任职时的同事。
他来台积电,正是应其创始人张忠谋的邀请进行考察,为一笔重要的芯片代工生意做准备。
当年在德州仪器工作时,张忠谋就认识到芯片制造环节的技术含量,一点都不比设计环节低,前期投入的成本,更是天文数字。
所以,张忠谋判断,将半导体芯片产业的上下游进行切分,给跨国巨头做代工,一定大有可为。
但他要一战成名,要有超级大厂英特尔的鼎力支持。
为此,张忠谋带队,对台积电进行大面积升级整改,将良率从50%提升到了80%。
张忠谋
从此之后,“纯代工”的台积电,就成了全球芯片业最独特的存在之一。
一方面,它只做代工业务,自己不卖芯片。
一生只干两件事:一是生产芯片,二是保密。
另一方面,台积电是芯片业的“成本大师”。
它用代工模式取代传统IDM模式的同时,既给科技企业省了钱,还增加了企业之间的质检环节,提升了芯片品质,最终帮企业实现了芯片采购性价比的大幅提升。
只用几年,台积电就像一截脊椎骨,牢固地楔在半导体芯片产业的生产环节。
想象一下,这就好比全球有不计其数的服装品牌,其中头部的几十家,全都找一家工厂搞生产,而这家工厂不光为每一家品牌商保守秘密,还深藏功与名,一心埋头踩缝纫机。
这是什么概念?
芯片界的“扫地僧”。
台积电以身入局大搞产业链创新,把有关制造的一切都大包大揽,美国的那些科技企业,只要做好设计和营销就行了,这种好事,咱打着灯笼也找不着。
所以不管是做芯片的高通、英伟达,还是苹果、特斯拉,还是现在最前沿的OpenAI,全都离不开台积电的代工业务。
黄仁勋与张忠谋
回到主题。
在西方大国的统筹之下,台积电之所以能顺利入局,是因为它提供了迭代旧规则的新规则,进而改变了半导体产业的成本结构,让产业上层看到了新的可能。
所以,当韩国人回顾半导体产业的发展史,就发现历史总是惊人相似。
只是这一次,被西方大国锁定的猎物,从邻居日本,变成了自己。
而它原本的位置,要跟台积电共享。
只不过,台积电还背负着对西方的另一层威胁,那便是中国芯片业的崛起。
2020年,美国施压台积电,要求其停止为华为代工7nm麒麟芯片。
到2025年,限制进一步升级,美国禁止台积电为中国企业生产16nm及以下制程的芯片,并要求这些订单必须通过美国指定的封装厂完成。
不仅如此,美国还强制台积电在亚利桑那州投资建设成本高昂的晶圆厂,以此推动半导体供应链向美国转移。
一系列动作,目的不言而喻。
如此来看,无论是日本、韩国还是台积电,面临的困境都是一样的:
美国芯片业可以向全世界提供成熟技术和设备,但各位友人假如想上位、要名分,门都没有。
正所谓,飞鸟尽,良弓藏。
亚洲的几股势力,其实早就看清了局势。
不管是日本的索尼、东京电子,还是韩国的三星、SK海力士,在美方过河拆桥时,都期待着一条安稳的后路。
看一些很容易被忽略的对比。
1969年,韩国半导体业刚起步时,全国的GDP只有76.76亿美元,还不到日本5%。
但就是这个只有美国1/98的土地面积的韩国,居然成为全球半导体芯片产业上关键一极,实力不可小觑。
到如今,韩国GDP达到1.86万亿美元,翻了242倍。
试问,一个有如此实力的国家,为何被拿捏至此?
几十年如一日的辛苦经营,韩国为何迟迟无法突破西方大国的技术封锁?
韩国缺少的,恐怕根本就不是技术,而是跳出历史的轮回,走向独立的决心。
在全球芯片产业生态中,主要玩家其实就那么几个,各有优势。
荷兰拥有“全球唯一能生产EUV光刻机”的阿斯麦(ASML),几乎垄断了全球高端芯片。
光刻机
日本看似走了下坡路,但它在受到压制时,不断向产业链上游挣扎,最终成了半导体材料、光刻胶的主要供应商,全球有大约70%芯片制造企业,要使用日本的光刻胶。
中国,虽然芯片业起步相对较晚,但我们有稀土资源,甚至能用稀土反制美国的芯片制裁。
这其中只有韩国,几乎挑不出什么先天优势。
不仅在技术、设备上受美国牵制,还与台积电有相当多的技术重合,缺乏不可替代性。
它拿得出手的,恐怕只有在几十年的发展中打下的市场:
数据显示,韩国占有全球半导体市场的约14%份额,还在DRAM和NAND闪存领域,霸占着全球50%以上市场份额。
但如今看来,韩国随时可能在美国的政策限制之下,失去这个市场。
一则,没有美国的技术和设备,韩国半导体无法独立生存。
应用材料(Applied Materials)、泛林集团(Lam Research)和科磊(KLA-Tencor)这几家美国公司,长期为韩国半导体输送技术和设备。
美国应用材料公司
即使三星西安工厂,和SK海力士无锡工厂,也使用了美国设备,涉及美方技术占比超七成。
二则,中国的订单,养活着韩国半导体产业半壁江山,这局面并非美方喜闻乐见。
自1992年中韩建交之后,两国间半导体贸易额飞速增长,2013年中国超越美国,成为韩国半导体的最大出口市场。
2020年韩国半导体对华出口占比突破35%,且在存储芯片领域,对华依赖度提升到42%。
即使是在2024年中美科技博弈的背景下,韩国半导体对中国大陆出口占比从2020年的40.2%降至33.3%,韩企还是通过越南转口贸易等方式,维持着对华产品出口。
技术确是美国给的,但订单的大头,却是中国来的。
不仅如此,韩国经济对中国的依赖度,绝不比对美国低。
数据显示,2024年中韩双边贸易额达3280.8亿美元,占韩国外贸总额的21%。
并且中国已连续21年,稳居韩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国地位。
所以,在这几年,面对美对中国芯片的打击政策,韩企极尽斡旋。
2023年10月,美国延长对三星、SK海力士在华工厂的设备供应豁免,允许其继续使用美系设备生产先进DRAM,不受对华出口管制限制。
但有一样设备除外:EUV光刻机,只能在韩国利川基地使用。
为此,SK海力士就上了一招“明修栈道暗度陈仓”。
它用飞机,把在中国无锡工厂加工好的晶圆送回韩国本土,EUV之后,再送回到中国进行封装。
SK海力士
一来一回,虽然多花了运费,但成本仍低于完全本土化生产,还躲过了美国的审查。
作为半导体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韩国在东西方两大国之间走钢丝,期间诸多浪费,原本大可不必。
但此时此刻,面对美方拟撤销VEU的威胁,韩企即使悔不当初,却也无可奈何。
韩国半导体的困境,恰是拿了技术附庸者的命运剧本。
它用自身故事告诉我们,跨国合作更需要自主创新,通过依附他国换取繁荣,最终可能沦为大国博弈的筹码。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
此刻,中国的芯片业正在另一条路上快速追赶。
2023年,美国仍试图与我们维持5nm以上代差,华为却通过昇腾910B芯片的3D堆叠技术,在14nm制程实现近4nm性能。
去年,长江存储的232层Xtacking 3.0架构NAND芯片量产,使我国首次在存储领域拥有了定价权。
即使是高端设备,我们也有重大突破。
今年,上海微电子的SSX800系列光刻机,已实现28nm制程国产化,5nm量子芯片专用设备也已经进入Alpha测试阶段。
所有技术突破,都势必要经历高投入、高风险。
但只有不躲避风险,不拒绝投入,不恐惧阵痛,才能突破历史的循环,不受制于人。
在平等的前提下,适度竞争、理性合作。
不求独霸天下,但一定要独立自主。
而这,才是更适合如今国际局势的新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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