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要来了？工信部明确加强电信领域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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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要来了？工信部明确加强电信领域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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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信部：加强电信等重点领域立法

9月9日，国新办举行“高质量完成‘十四五’规划”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李乐成介绍我国推进行业治理现代化有关情况。其中第一条就提到要坚持依法治理。依法治理是最可靠、最稳定的治理。要加强电信、道路机动车等重点领域立法，抓好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立法研究储备；加强不同层级法规制度立改废释，补齐法规空缺，健全法规体系，实现良法善治。全面推进依法行政，持续开展规范涉企执法专项行动，在法治轨道推进新型工业化。了解电信行业的都知道，加强电信领域立法毫无疑问就是指的是行业期盼45年的电信法。


2025年5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立法工作计划，在23件初次审议的法律案名单中，那个被行业期盼了45年的名字——《电信法》依然缺席。它被留在"预备审议项目"的清单里，如同过去五年那样，继续着没有时间表的等待。此时距离1980年邮电部首次组织起草《电信法（草案）》，已经过去整整四十五年。
二、这部法律的难产史，几乎与中国电信业的发展史等长



1955年，刚成立一年的邮电部着手起草《邮电法》，三年内完成三编38条的修订稿。但1958年因战备需要调整电信体制，立法进程中断。1969年邮电部撤销，电信系统划归军队管理，立法工作彻底搁浅。

当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来，1979年恢复邮电部管理体制后，立法工作重新启动。1980年11月，《电信法》起草工作再次启动，次年7月完成初稿。谁也没想到，这部法律的起草会跨越半个世纪。






《电信法》背后牵扯的部门利益之争，成为阻碍立法进程的核心症结。如何协调发改委的投资审批权、工商总局的反垄断监管权、国资委的国有资产管理权、商务部的外资审批权，需要艰难的部门协调。最棘手的是电信与广电的业务之争，从手机电视到IPTV的业务管辖定性，两大体系争执不下。直到2010年三网融合战略启动，矛盾才有所缓和。

但此时互联网革命已然到来。3Q大战、十月围城、滴滴与蚂蚁上市风波……技术伦理、资本边界与公共价值的碰撞，不断改写着行业格局，也让电信立法的复杂度呈几何级增长。

2003年，《电信法》列入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信产部部长王旭东亲自担任起草领导小组组长。2004年7月，15章190条的送审稿报请国务院审议，列入2005年度一类立法计划，但次年6月未能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

这段时间争议也不断，比如在《电信法》征求意见中，各运营商的意见很难达成一致：中国移动：坚决反对《电信法》向弱势运营商倾斜，要求一视同仁；中国联通：要求对弱小运营商予以保护；中国铁通：希望开通新业务；中国网通和电信：希望获得全业务经营牌照。


这一年，有媒体报道了六大障碍阻拦：（一）产业处于培育初期，不确定性强，而立法需要相对确切的知识为依托。（二）经济社会发展变迁快速，法律必须要经常性调整，否则容易造成法律的滞后。（三）在电信产业改革时期，政企高度合一，无法用“激进”的方式进行体制改革。（四）立法是专业化行为，管制部门对管制企业的信息认知困难，尤其对产业的投资、价格、服务质量、财务等重要信息依据缺乏了解，使管制立法缺乏正确的判断。（五）行政立法模式是电信立法的最大障碍。（六）既得利益阻碍法律生成。

2013年再次被列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一类项目，次年却被调整为第二类"预备项目"。2021年"电信法草案"列入预备审议项目，《"十四五"信息通信行业发展规划》明确要推动立法工作。但四年过去，依然停留在预备阶段。

期间在2019年1月，电信法立法专家组第一次研讨会在北京召开。电信法立法专家组组长刘多主持会议。工业和信息化部政策法规司司长梁志峰表示：“电信法已列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未来五年是电信法立法的关键时期，要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精神大力推动电信法立法工作。”


回顾电信发展史，立法滞后曾让中国付出沉重代价。2G时代因标准选择犹豫错失先机，3G时代被迫接受TD-SCDMA这一不成熟标准，4G时代才逐渐赶上。在卫星互联网、量子通信等新赛道，中国不能再重蹈覆辙。

三、权宜之计的《电信条例》承担了二十六年的过渡期

世纪之交，面对市场化改革和加入WTO的双重压力，1999年《电信条例》被紧急提上日程。2000年9月，这部暂行条例颁布施行，成为电信业的核心法规。尽管在2014年和2016年两度修订，但二十六年来，暂行条例始终扮演着"临时工"的角色。



地方层面开始自下而上的探索。2014年贵州出台《信息基础设施条例》，明确规定市政动迁需补偿通信设施；广东汕头推进《电信设施建设保护条例》，将通信基站纳入城乡规划。但这些局部创新，难以解决系统性问题。
有网友说，当中国AI迎来DeepSeek时刻，当"TikTok难民"涌入小红书，当星链卫星划过中国领空，当无人机改变战争格局，我们仍在用20世纪的规则管理21世纪的生态。1954年确立的"统一领导，分工负责，分级管理"方针，仍在指导着5G、AI和量子通信时代的监管。

四十五年过去，曾经参与起草的年轻官员已银发苍苍，中国电信业也从当年那个需要"战备保密"的薄弱行业，成长为拥有全球最大5G网络、最多互联网用户、最强通信设备制造能力的数字大国。但那条通往《电信法》的道路，仍然漫长。


2025年工信部提出加强电信领域立法，恰是对这一困局的回应。在数字经济占GDP比重超40%的今天，暂行条例已难以应对AI生成内容监管、算力资源分配、太空频谱争夺等新挑战。部分运营商开始探索基于区块链的频谱共享模式，科技企业尝试通过智能合约实现数据流通，这些创新都游走在现有法律边缘。
站在2025年的历史节点，当我们目睹无人机配送成为日常、脑机接口开始商用、太空互联网加速部署，或许更应思考：如何让法律这个慢变量，跟上技术这个快变量？如何用21世纪的规则，管理下个世纪的生态？这不仅是电信立法的问题，更是整个数字时代治理体系面临的共同挑战。

你觉得《电信法》的出台会解决恶性竞争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