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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6日凌晨，一则源自台北高端私人饭局的消息，经英国《金融时报》披露后，迅速在全球科技圈掀起轩然大波。英伟达（NVIDIA）首席执行官黄仁勋（Jensen Huang）在仅有12人参与的闭门会议上，发表了对未来生成式人工智能（Generative AI）竞赛的惊人预言和严厉抨击。
他明确表态：在未来5至10年的生成式人工智能竞赛中，中国将会胜出。更令人震惊的是，他将这一结果的潜在原因，直指美国自身的出口管制政策，称其“极为愚蠢”，无异于美国“亲手把胜利的奖杯送到中国手中”。
黄仁勋的这番言论，不仅是作为全球AI芯片霸主的掌舵人对市场格局的深刻洞察，更是一份对美国科技政策的“内部人士”警告。
01 “最蠢的事” 出口管制催生“斯普特尼克时刻”
黄仁勋对美国出口管制政策的批判，用词之激烈，前所未有。他将这一政策称为“我们干过的最蠢的事”，并将其比作“吃了类固醇的斯普特尼克时刻”（steroid-fueled Sputnik moment）。
“斯普特尼克时刻”源于1957年苏联成功发射人类第一颗人造卫星“斯普特尼克1号”，极大地刺激了美国在科技、教育和军事领域的全面投入，最终促成了美国在太空竞赛中的反超。黄仁勋的观点是，美国的制裁非但没有遏制中国AI产业的发展，反而起到了强烈的反向刺激作用，迫使中国以国家总动员的姿态，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决心投入到AI芯片和基础模型的自主研发中。
“这些出口管制？是我们干过的最蠢的事。你就是给了他们50年来最好的全国总动员任务。这就跟吃了类固醇的斯普特尼克时刻一样。”
这种“越制裁越来劲”的民族韧性，在黄仁勋看来，是美国政策制定者最大的误判。制裁的本意是“卡脖子”，实际效果却是“磨刀石”，加速了中国科技企业从“可用”到“追平”的进程，这无疑是战略上的巨大失误。
02 规模与决心 中国AI的“百万大军”
黄仁勋用一组令人咋舌的数字，描绘了中美在AI领域投入的量级差异，以此佐证中国最终获胜的必然性。
“他们有100万人24小时不停地在干这个。100万！不是10万，是100万。你们知道整个硅谷全职做大模型的能有多少人？最多两天20,000人。”
尽管“100万”可能是一个夸张的修辞，但其传递的核心信息是：中国在AI人才和资源上的投入，已经达到了全社会、全天候、全产业链的规模。相比之下，硅谷的AI人才虽然顶尖，但其数量和动员能力，在面对这种“人海战术”时，显得捉襟见肘。黄仁勋的担忧，直指人才密度和持续投入的巨大鸿沟。
黄仁勋强调的另一点是“不会放弃”的决心。他认为，这种决心在外部压力下只会更加坚定，形成一种“拦不住”的内生动力。这种对“奋斗者文化”的深刻理解，与他自身作为科技企业家的竞争本能相吻合，也暗示了在技术竞赛中，精神力量和战略意志同样是决定胜负的关键要素。
03 华为的崛起 从“可用”到“追平”的里程碑
在黄仁勋的言论中，对华为的提及是极具分量的。他用具体的技术指标和惊人的产能数据，为中国AI芯片的“黑马”实力提供了最直接的佐证。
“别低估华为。他们的昇腾910C在大多数负载下已经只比H100慢8-12%——而且他们现在每月能造20万片。20万片！每个月！而我们还在这儿为CFIUS吵得不可开交。”
如果黄仁勋披露的“昇腾910C性能仅比H100慢8-12%”的数据属实，这意味着中国在AI算力芯片领域已经完成了从“有没有”到“好不好”的关键跨越。H100是英伟达的旗舰产品，是全球AI算力的黄金标准。昇腾910C能达到这一水平，表明中国企业在先进制程受限的情况下，通过架构创新和系统优化，找到了“弯道超车”的路径。
更关键的是产能。每月20万片的产量，意味着华为正在以工业化的速度，迅速弥补中国市场因制裁造成的算力缺口。这种规模化的本土供应能力，将为中国的大模型训练和应用提供源源不断的“燃料”，彻底摆脱对外部供应链的依赖。黄仁勋以英伟达内部为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的审查而争吵不休作为对比，更凸显了美国在内耗中错失良机，而中国则在高效动员中实现赶超的鲜明对比。
04 胜利的奖杯正在易手
黄仁勋的这番话，绝非危言耸听，而是“狼来了”的警报。它揭示了一个残酷的现实：美国试图通过技术封锁来维持其在AI领域的领先地位，但其政策的副作用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催生出一个更强大、更自主的竞争对手。
黄仁勋的担忧，本质上是对市场规律和人性的深刻洞察。科技竞争的本质是人才、资本和创新的自由流动。当自由流动被切断，被压制的一方必然会爆发出更强大的自主创新和举国动员能力。
如果美国政策制定者继续沉溺于“技术优势”的幻想，而忽视黄仁勋所指出的“斯普特尼克时刻”效应，那么他“亲手把胜利的奖杯送到中国手中”的预言，很可能在未来十年内成为现实。这场AI竞赛的胜负手，已经从技术本身，转向了政策的智慧与竞争的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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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5-11-10 11:21: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