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资坟场”再次出手

coffee198375

当地时间11月26日，苹果公司正式向印度德里高等法院提起宪法诉讼，直指印度于2024年推出的新反垄断法“违宪”，其核心理由是：该法授权印度竞争委员会（CCI）在对企业处罚时使用“全球营业额”作为计算基础。按照苹果的测算，若以其近三年全球服务类营收的平均值计，罚款最高额度可能直逼380亿美元。

自2022年起，苹果与印度监管部门之间就持续爆发摩擦。由Tinder母公司Match公司与多家本地初创企业发起的联合投诉，促使CCI启动对苹果“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调查，焦点集中在iOS系统中的应用内支付限制、抽成高达30%等问题。2024年，调查人员形成结论报告，认定苹果存在“排他性行为”，但是否正式处罚迟迟未有结果。

面对迟滞的行政程序，苹果抢先一步“先发制人”。它在提交给法院的一份545页文件中表示：印度新规不仅违反了基本法理，还对非印度市场的运营行为实施“越界打击”，严重不成比例，堪称“任意、违宪、不公”。这一论点的核心，在于它质疑了以全球营收对区域性违规行为进行惩处的正当性。

更令跨国企业警惕的是，印度竞争委员会此前依据新规，已在其他案例中回溯式引用“全球营业额”概念，甚至将规章适用于十年前的历史行为。这一“事后追罚”的做法，使得企业面对的合规不确定性急剧上升——今天的商业决策，未来随时可能被一纸新法重新结算。

罚到“全球”，合规边界重写？

苹果在本案中的核心诉求，并不只是为了减轻潜在经济负担，而是意在划定一个清晰的合规边界。印度竞争委员会此前依据新规，已在其他案例中回溯式引用“全球营业额”概念，甚至将规章适用于十年前的历史行为。这一“事后追罚”的做法，使得企业面临不确定性风险急剧上升。

在苹果看来，监管机构若可凭一部新法“一步到位”打通全球市场与本地规则之间的防火墙，不仅模糊了司法管辖原则，也可能打开“任意罚款”的潘多拉盒子。文件中甚至举了一个极端例子：若某企业在印度仅销售文具，却因其母公司在海外销售玩具存在不当行为而被整体处罚，则会出现“20000卢比的营业额被以全球视角进行清算”的荒谬逻辑。

而印度监管界对此却持相反立场。知名律师事务所Dua Associates的竞争法专家Gautam Shahi指出，修订后的法律“明确授权CCI考量全球营业额”，要让法院推翻这项由立法机关通过的规定，难度极大。换言之，这已不再是技术性合规争议，而是一次制度合法性正面交锋。

苹果与印度：从“配角”到“高端战场”

苹果选择印度为这场诉讼的首战，绝非偶然。表面上看，苹果在印度的市场份额远远落后于安卓阵营，谷歌系手机占据绝对主导。苹果也一直以“小玩家”自居，强调“市场主导者另有其人”，试图将监管注意力引向安卓生态。

但根据Counterpoint Research发布的数据，过去五年间，苹果在印度的用户基数已翻了四倍，iPhone正在逐步进入印度中产的腰部市场，配合富士康等代工巨头的本地化扩张，这家昔日“奢侈品厂商”正在悄然布局印度制造生态链。从应用商店抽成机制到支付通道封闭设计，苹果所代表的“封闭式生态盈利模式”正成为印度新兴监管体系的重点盯防对象。

因此，对苹果而言，这场战役不仅关乎眼前是否缴纳数百亿美元罚款，更是一次必须赢下的规制红线保卫战。尤其是在谷歌已多次在欧盟遭遇“全球营业额比例罚款”的现实背景下，若印度案败诉，全球其他国家势必会快速复制此类立法模式——那时，苹果再无退路。

欧盟先例在前，制度风险集体升温

其实，印度的“全球营业额计算罚款”并非孤例。早在多年以前，欧盟反垄断机构便设定了“全球年营业额最高10%”的罚款上限，并多次对谷歌、微软等巨头实施重罚。这一制度的关键在于其跨国管辖权能否被司法机构所支持，以及企业本地行为是否具有全球性影响。

对于科技巨头而言，这类政策的扩散意味着全球合规模式的底层假设正在被重写。苹果在印度的反击，其本质是对“全球一体惩罚逻辑”的否定；但支持者则认为，只有将惩罚维度拉高至全球范围，才能真正对跨国公司形成有效震慑。

以Match为代表的竞争者们就在向CCI提交的私下文件中表示，如果处罚仍以“印度境内营业额”为基准，那大型平台根本不怕罚；而全球维度的处罚“才能起到遏制滥用行为的效果”。

由此可见，苹果与印度的这场法庭之争，已超越个案范畴，而成为全球平台经济合规规则重塑的缩影。无论印度法院最终如何裁定，诉讼所激起的制度波动，将不可避免地影响全球各地政策制定者的取向。

审理前夜，审判之后？

根据印度法院安排，本案将于2025年12月3日正式开庭审理。届时，苹果所提交的545页起诉材料将面临全面司法评估，而印度竞争委员会是否能将“全球营业额入罪”这项前沿制度稳固下来，也将在此次审理中迎来一次关键判例。

值得注意的是，苹果在本案中的一项核心论点——“罚款应针对违规部门的印度市场表现而非全球合并报表”——若被印度法院采纳，不仅会导致新规适用范围受限，更可能倒逼印度监管机关在未来裁量时趋向谨慎。

但从现有法律文本与印度司法保守立场判断，法院直接推翻该法案的可能性并不高。正如Gautam Shahi所言，印度法院若要介入一项已明确写入修订法案的条文，必须证明其违反宪法基本权利或超出立法权限——而这一门槛并不容易逾越。

这意味着，在可预见的未来，苹果即使最终避免了380亿美元的“极刑”，也难以撼动全球反垄断监管朝“强势化”“全球化”发展的趋势。

从Tinder与Match在印度的举报，到CCI出手调查，从印度修法扩大裁量空间，到苹果以“违宪”起诉回击，这场看似由一家企业与一个国家之间展开的诉讼，其实是新旧规则之间的一次短兵相接。全球科技巨头已越来越难以躲避地域监管的辐射，而立法者也在借助“全球罚款”机制强化主权空间。

而这场印度新启用的“反垄断重锤”，是否会成为全球复制模板，抑或在法院面前被按下暂停键，结果将在12月3日揭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