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成功真相：民族价值观就是企业价值观

老地瓜

作者 | 蓝血创作组
来源 |蓝血研究（lanxueyanjiu)

在世界经济格局深刻变革的今天，企业的成功已不再仅仅以利润和市场份额来衡量。那些真正具有生命力和全球影响力的企业，往往拥有超越商业范畴的宏大叙事和精神内核。在中国，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及其创始人任正非的思想与实践，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关于“民族价值观就是企业价值观”的经典案例。华为的崛起，不仅是中国高科技产业的奇迹，更是一场将民族精神、家国情怀与企业发展战略深度融合的价值实践。

任正非的经营哲学，从根本上拒绝了纯粹的资本逐利逻辑，而是将企业的命运与国家的强盛、民族的振兴紧密相连。这种深厚的家国情怀，使得华为的核心价值观体系，天然地汲取了中华民族的集体精神、社会责任感以及对国家富强的渴望，从而构建了一个具有强大内生动力的组织。华为的奋斗史，因此成为了一部将小我融入大我、将商业追求升华为民族使命的史诗。

01

价值观的民族底色

《华为基本法》的使命奠基

企业价值观是组织的灵魂，而《华为基本法》（1998年颁布）则是华为灵魂的宪章。这部文件之所以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于它首次系统性地将企业的核心价值，明确地植根于民族文化的沃土之中。

在起草《华为基本法》的过程中，华为管理层进行了深刻的内省与探讨。他们清醒地认识到，任何一个企业的核心价值观体系，都不可能凭空构想，更不能脱离其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因此，他们将华为核心价值观的建立基础，定位于“我们的民族精神，是我们社会价值观体系中最富有生命力的部分”。这一论断，直接确立了华为价值观的民族底色。

这种民族底色，在《华为基本法》的多个条款中得到了清晰的体现。例如，第四条明确指出：“爱祖国、爱人民、爱事业和爱生活是我们凝聚力的源泉”。而最具使命感的，则是第七条的庄严宣示：

“华为以产业报国和科教兴国为己任，以公司的发展为所在社区作出贡献。为伟大祖国的繁荣昌盛，为中华民族的振兴，为自己和家人的幸福而不懈努力。”

这一表述的精妙之处在于其“双重驱动”：它将宏大的民族目标——“产业报国”、“中华民族的振兴”——与员工个人的朴素愿望——“为自己和家人的幸福”——并置，形成了一种强大的精神合力。它为华为的奋斗者们提供了一个超越个人财富积累的崇高目标，使得员工的艰苦奋斗不再仅仅是生存的手段，而成为一种具有民族意义的价值选择。这种将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高度统一的叙事，极大地激发了员工的内在驱动力，为华为的长期艰苦奋斗文化提供了最坚实的精神支撑。

02

历史使命感的觉醒

从“七国八制”反思战略定位

华为价值观中民族使命感的觉醒，并非空泛的口号，而是源于中国通信产业发展初期的严峻现实。在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通信市场被西方跨国公司垄断，形成了技术标准不统一、设备维护困难的“七国八制”局面。这不仅是商业上的劣势，更是国家信息安全和产业自主的巨大隐患。

1994年3月，在一次技术研讨会上，一位广东省邮电管理局的处长引用了一位西方设备企业总裁的观点，对华为人产生了振聋发聩的影响：“一个国家没有自己的程控交换机，就等于没有自己的军队”。

这句充满危机感和战略高度的话语，瞬间将华为的商业竞争提升到了国家战略安全的高度。对于彼时还在努力追赶的华为而言，这不仅是客户的期望，更是时代赋予的重任。华为由此深刻认识到，尽管公司尚处于成长阶段，也必须具备“符合民族根本利益的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

这种意识，使得华为在技术研发和市场拓展上，始终抱持着一种“狭路相逢勇者生”的决心。他们将自身定位为民族工业的代表，肩负着打破技术垄断、保障国家信息安全的历史责任。正是这种责任感，驱动华为在C&C08万门机等核心技术上进行巨额投入，最终成功实现了“市场换技术”到“技术超市场”的转变，为中国通信产业的自主发展奠定了基石。这种将企业产品视为国家战略，是民族价值观转化为企业战略的生动体现。

03

战略选择的价值判断

任正非“方向大致正确”的家国底色

任正非的经营哲学，核心在于对“方向”的判断。他提出的“方向大致正确，组织充满活力”的论断，其“方向”的内涵并不仅仅是商业战略的精准，更是一种基于民族价值观的价值判断。这种判断，使得华为在面临外部环境的巨大压力时，依然能够做出符合国家长远利益的战略选择。

2021年，在美国的持续打压下，华为的传统业务遭遇重创，面临严峻的生存挑战。在这一危机时刻，华为没有选择“科创板上市圈钱”的短期利益，而是做出了一个令人瞩目的战略选择：成立“军团”组织，将5G、AI、云计算等核心技术，深入到煤矿、港口、海关、公路、智能光伏等传统行业。

华为“军团”战略的价值融合	商业目标	民族使命
战略目标	寻找新的增长点，实现“活下去”和持续发展	助力国家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提升基础经济部门的生产效率和国际竞争力
行动逻辑	组织精锐力量，打破组织边界，穿插作战，做深做透一个领域	将先进信息技术应用于实体经济，将传统行业的蓝领工人变身为白领工作者，实现产业升级
精神内核	商业利益的算盘与长期生存	坚守“产业报国”初心，与国家发展和民族产业需要相结合

华为的“军团”战略，表面上是商业求生，但其深层逻辑，依然是“商业利益的算盘是要打，但要与国家的发展和民族产业的需要相结合”。这种选择，体现了华为在危机时刻，依然坚守“产业报国”的初心，将企业的技术能力用于支撑中国经济发展最基础的地方。这正是任正非“方向大致正确”的价值底色，也是华为成功后不至于“走飘”的思想根基。它将企业的生存与国家的产业升级紧密捆绑，实现了商业价值与民族价值的高度统一。

04

全球化征途中的民族担当

“雄赳赳气昂昂跨过太平洋”的宣言

华为的家国情怀，并未使其陷入狭隘的民族主义，反而成为了其走向全球化的强大精神支撑。任正非深知，在全球化的浪潮中，中国民族工业必须走出去，参与世界竞争，才能真正实现振兴。

1997年，在《华为基本法》的研讨中，华为就曾对全球化带来的文化冲击进行反思，自问：“在全球化难道就是这种全球化吗？难道就是这种国际化吗？”这种反思，促使华为在探索商业道路的同时，也在思考中国在世界经济格局中应有的位置。

2000年底，在中国即将加入WTO的前夕，任正非在欢送海外将士出征大会上发表了著名的讲话——《雄赳赳气昂昂跨过太平洋》。这篇讲话，不仅是华为海外战略的动员令，更是将企业全球化行动赋予了民族担当的宣言：

“随着中国即将加入 WTO，中国经济融入全球化的进程将加快，我们不仅允许外国投资者进入中国，中国企业也要走向世界，肩负起民族振兴的希望。”

任正非明确指出，在全球化的时代，一个企业需要有“全球性的战略眼光”，一个民族需要汲取“全球性的精髓”。华为的“出海远征”，正是为了“主动地迈出我们融合到世界主流的一步”。这篇讲话的标题，化用了抗美援朝时期《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中的歌词“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将华为的商业拓展比喻为一场具有历史意义的远征。

这种比喻，极大地激发了年轻员工的使命感，使他们将“放下对出生之地的眷恋、对父母家人的亲情，舍弃自己的小家”的个人牺牲，升华为“肩负起民族振兴的希望”的集体荣耀。正是这种民族担当，使得华为的海外员工能够在陌生的国度，面对各色各样的人群，以一种超越商业合同的精神力量，为中国民族工业赢得了世界的尊重。

05

民族价值观对企业管理的深刻影响

文化与人才的塑造

华为将民族价值观融入企业价值观，不仅体现在宏大的战略层面，更渗透到日常管理的方方面面，形成了独特的企业文化和人才观。

1. 奋斗者文化与民族精神的契合

华为倡导的“以奋斗者为本”和“长期艰苦奋斗”的核心价值观，与中华民族历史上“自强不息”、“卧薪尝胆”的民族精神高度契合。这种文化，将奋斗视为一种荣耀，一种对国家和家庭的责任。它使得华为能够持续吸引和激励那些愿意为超越商业利益的崇高目标而付出努力的优秀人才。任正非曾强调：“资源是会枯竭的，唯有文化才能生生不息”，而华为的文化之根，正是这种以民族复兴为底色的奋斗精神。

2. 自我批判与集体主义的体现

任正非反复强调的“自我批判”精神，本质上是对中华文化中“吾日三省吾身”的继承与发展。这种精神，要求组织和个人不断反思、修正错误，避免“走飘”。同时，华为的集体主义精神，如“胜则举杯相庆，败则拼死相救”，体现了民族文化中“团结一心”、“患难与共”的群体意识。这种集体主义，使得华为在面对外部打压时，能够迅速凝聚力量，形成强大的组织韧性。

3. 人才培养与科教兴国的统一

华为对研发的巨额投入和对人才的重视，是其“科教兴国”使命感的具体体现。华为不仅为自身培养了大量顶尖科技人才，也通过与全球顶尖高校的合作，间接推动了中国信息通信产业人才体系的建设。这种对人才的重视，超越了单纯的商业需求，上升到了为国家储备战略人才的高度，体现了其对民族长远发展的责任感。

06

价值共鸣构建企业的长久生命力

任正非和华为的案例，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深刻的启示：一个伟大的企业，其价值观必须超越单纯的商业利益，与更宏大的民族、社会价值产生共鸣。当企业的奋斗目标与民族的复兴梦想同频共振时，企业就能获得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和强大的组织凝聚力。

华为将“民族价值观就是企业价值观”的理念，从《华为基本法》的文字，落实到“强军”意识的觉醒，再到“军团”战略的实践，以及“跨过太平洋”的全球化征途。这种深厚的家国情怀，不仅成就了华为的商业辉煌，更使其成为中国民族工业自强不息、走向世界的精神象征。

在未来的全球竞争中，这种将民族精神融入企业血脉的价值观，将继续成为华为抵御风险、持续创新的最坚实底气。它证明了，在商业世界中，最持久的竞争力，往往来源于最深沉的文化自信和最崇高的历史使命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