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业降薪纪元

haha1990

世人慌慌张张，不过图碎银几两，偏偏这碎银几两，能解世间惆怅。

自古以来，裁员降薪就是经济社会中的敏感词。譬如，明末驿卒李鸿基丢失公文被裁，投军后又被欠饷，引发了一系列蝴蝶效应，让最后一位“天子守国门”的君王自缢煤山。

与靠微薄薪水度饥荒的现实主义相比，也有一些人将货币当成价值认同的投射。有位荷兰画家曾经PUA弟弟：“将来有一天，我的画能卖到200法郎一幅。”遗憾的是，终其一生，仅公开拍出过一幅《红葡萄园》，卖价为400法郎。

分配制度是一个千古难题。从穴居人时代，到如今的现代文明，人类试验过各种分配制度，却并未得到一个完美的解决方案。其中最大的一个纠结点为：没有人会按照工作的价值付薪水，只会按照所谓的估值来定价。

关于价值和薪酬，最让人动容的反差是大刘小说《乡村教师》中的主人公。这位乡村教师拯救了地球上的人类文明，却无法改写自身贫病而死的命运。

风水轮流转，目前被降薪阴云笼罩的是金融业。最近路人甲跟北上广深四地的金融圈人士闲聊，多少都有点担心靴子的落地。

降薪风云起

大部分行业的薪酬涨跌，都源自行业的利润起伏。

在国内，曾经最为吸睛的行业是房地产。而在2022年，仅从上市公司的角度来看，房地产为裁员降薪的重灾区。

有一个有趣的细节，2018年任泽平以1500万年薪担任恒大首席经济学家。恒大内部的人事任命通知显示，其月薪核定为125万元。从同样炙手可热的金融行业，跳槽到地产业，似乎给地产大佬的“撒币”能力做了背书。

在那个镀金年代，“200万挖不到一个副总裁”、“某房企6人超亿元年终分红”曾经刷爆朋友圈。仅仅几年时间过去，昔日的小甜甜就变成了牛夫人。

地产行业的一系列变化，大体上与行业的周期相吻合。从当年的黄金时代、白银时代，到如今的黑铁时代，背后的逻辑是城市化率从20%到65%，人口增长也逐渐放缓。

从薪酬的角度来说，房企的薪酬调整更像技术性调整，其中万科高管的薪酬变化最为有趣。万科董事长郁亮曾经因为“千万降薪”被刷屏，其在2021年领取的税前报酬为154.7万元，跟2020年的1247.3万相比降薪近九成。而仅仅一年之后，万科就杀了回来，郁亮2022年税前年薪393.5万元，另有739.49万股万科股票。从普通员工的视角来看，2022年也可以用“改善来形容”，平均年收入从2021年的12.27万元，提升到15.5万元。

同样是所谓的地产寒冬，不同的经营业绩，薪酬波动的方向也随之不同，大体上体现了“随行就市”几个字。

金融行业的故事，则是另外一个版本。

损有余而补不足

风水轮流转，目前最担心被锤的是金融从业者。

金融作为离钱最近的行业，从来为人瞩目。2022年初，一位自称中泰证券非银分析师的美女博主，晒出了其在2021年1至11月的收入，高达224.67万；无独有偶，中金公司某位交易员夫人，在社交媒体晒出其93年夫婿“月均收入82500元”的收入证明，再次引发轩然大波。

按照通常的剧本，当高薪话题长期热度不退，“限薪”似乎就会成为很合理的选择。从近期的券商年报来看，高管的薪酬普遍下滑。其中中金公司2022年高管薪酬总额同比下滑56.3%，申万宏源、国元证券、海通证券、中泰证券等券商的高管薪酬总额下降幅度也很大，分别同比下滑54.16%、52.38%、41.84%、38.22%。

在此之前，中金公司的“人均百万”也常常引发讨论。社交媒体常常可见类似留言，“搞金融的比搞航天的贡献大么？凭什么拿这么多钱？”

不患寡而患不均。对于高收入的质疑，往往背后有一个与其价值是否吻合的先决条件。不过，遗憾的是，这或许是人心中影射的一个“道理”，却并非约定俗成的普遍规律。人力资源也是商品的一种，商品的价值往往与其稀缺程度相关，而并非其价值。阳光、空气、水都是碳基生物生存所必须，大部分情境下并不会有为其大量付费的预期。

金融业的高薪，之所以引发比地产更多的风波，一部分在于特许经营。银行、保险、信托、证券、公募等都需要持有稀缺牌照，目前也以国有机构为主体。经历过特殊的历史时期，国人对于国营机构的待遇极为敏感。

民营机构的收入，事实上更具弹性，但引发的非议相对有限。以年初让人心潮澎湃的“一只平凡的小猪”为例，这位幻方量化的员工在2022年，个人向善机构捐赠1.38亿元。此外，幻方量化全公司捐赠的2.2亿元也已完成打款。

这种豪横的捐赠模式，在私募行业早有先例。私募大佬裘国根早在2012年向人民大学捐款2亿元。

挣得多还少受嫉恨，这也是“公转私”的助推力之一。

豪横的碎银几两

与地产类似，商业银行曾经也有过“黄金十年”。2003年到2013年被称为银行业的“黄金十年”。十年内，商业银行的利润从322.8亿元迅速膨胀到1.74万亿元，算下来差不多增长了54倍。

在2013年，股份制银行人均年薪较高的在40万上方，而国有银行平均年薪在20万左右。而从2022年年报数据来看，股份制银行中薪酬最高的为中信银行，人均年薪超过60万元，6大国有行的人均年薪则在30-40万区间。

从绝对数据来看，商业银行的薪酬在十年内有较大幅度的增长。然而，如果接触过较多银行基层员工，则会发现内外视角差异巨大。自2014年以来，商业银行增速放缓，很多基层员工体会到被“温水煮青蛙”。

十几年前，能进入商业银行的毕业生，大都经历过“过五关斩六将”的层层挑选。当年的优秀毕业生，往往更喜欢跟头部对标，这也符合常理。互联网大厂之所以领一时风骚，也是因为顶级的薪酬。譬如，腾讯2022年员工人均年薪为102.53万元。

薪酬递延对很多行业是新鲜事物，在金融业却并不陌生。某银行系基金公司人士甚至告诉路人甲：早在2007年，该司某投资大佬带着一拨人离职，这个年份让人记忆深刻。大佬们主动离职后，递延的部分又回到了大的奖金池子，因为投研在整个工资池子里的占比较高，那一年大家反而拿到了更多的年终奖！

某种意义上说，金融业的高薪，源自于被外资卷。

翻开银行业的老黄历，可以发现国内银行业的薪酬上行，源自于2007年外资行的进入。路人甲的老领导，也是那个时点，从某国有大行的资深交易员，变成了执掌某外资行资金部的Steven。在那个节点，国有大行的交易体量远非外资行所能比。但这种情境下的反向挖人，还是因为更高的薪酬兜底。

有意思的是，当时几乎全行的中国员工，都期待Steven能够飞黄腾达。彼时，Steven是整个银行职位最高的中国员工，自然是全村的希望。金融行业的竞争本质上并非高深的技术，而是从业人员的“know-how”。

彼时，这家base在上海的外资行里，高管有人来自新加坡，也有的来自马来西亚或者菲律宾，唯独内地最为落寞。这并非因为内地人只配做基层员工，而是因为金融业起步较晚。国有大行在世纪末才放弃政策性银行的定位，转换为纯粹的商业银行。正儿八经根据公司法成立主体，成为股份制商业银行已经是加入WTO以后的2004年。

目前各金融子行业均人才济济，之前国内缺少有经验的金融高管，也是时代的眼泪。

顶级打工人

事实上，从公开数据披露的人均薪酬来看，排序依次为“资管>投行>银行>保险”。

譬如，中邮基金2018年平均薪酬为110万。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个数据比中金公司的人均百万更具冲击力。毕竟，中邮基金仅仅为一家腰部的基金公司，而中金公司则是一家头部投行。

颇为有趣的是，公募行业对于薪酬话题，向来有着割裂甚至针锋相对的观点。

多位基金公司总经理，曾经表达过基金经理激励过度的观点。某位基金公司总经理告诉路人甲：国外称基金经理为组合经理，其实仅仅是做投资组合而已。你管理的这只基金去年给客户挣了几个亿，但是你赔的时候呢？

亦有基金公司总经理大声疾呼：我一直反对基金经理的过度激励，也比较排斥一些公司通过挖角及高薪酬激励来提升公司业绩和排名。在他看来，过度就容易追求短期业绩，捞一票就走，带走高比例提成，留下一地鸡毛、一堆风险。

从基金公司总经理的角度来说，基金经理的高薪意味着成本。不过，并不是所有的总经理都认同这个观点。譬如，某基金公司总经理曾激烈地指出：公募基金的制度优势已经转变为制度劣势。这番言论的背景，是“公转私”的愈演愈烈。

“最早一批20多名基金经理只有王亚伟还在基金公司，不是我们不正常，而是王亚伟不正常。”某位明星基金经理曾经直白地指出。有意思的是，仅仅两年以后，王亚伟最后也变得“正常”，“公转私”创办了千合资本。

有一个坊间广为流传的八卦：某国有大行董事长履新时，有份工资单签的手抖。彼时距今已有15年，该大行控股基金公司的投资总监薪水已经高达大几百万。而只领取了三个月薪酬的母公司董事长，其到手的薪酬为43.92万元。

激励不足还是激励过度，很大程度上也看跟谁对标。沪上某位明星基金经理曾告诉路人甲：基金经理的获得感并不强，工作中往往会接触到大量的上市公司创始人。这些人往往没有光鲜的学历甚至有些土气，但在他们面前，基金经理更像一个搬砖的打工人。

某些案例加重了这种失落感。譬如华泰柏瑞某位基金经理离开公募后，创立新能源公司璞泰来，市值一度超过千亿，引发业内侧目；国泰基金研究员袁晋清，目前为华懋科技实控人。从调研上市公司到执掌上市公司，二者之间并无天堑。

此外，目前的百亿私募当中，不少都出自公募。私募基金更强的创富能力，对于拥有个人IP的明星基金经理的吸引力不言而喻。

金字塔尖

无须讳言，公募基金的用人标准很高。

路人甲曾经有一个疑惑：头部基金公司投研卷学历也就罢了，为啥渠道也都要top几的高校？

华南某头部基金公司副总答曰：无他，主要是为了筛选简历。尤其是每年校招，都会收到大量的简历，HR如果每份简历都看，大概都会累死。两个大招可以大量缩减工作量：其一，学历关键词筛选；其二，看照片的颜值。

而在当下的时点，很多头部公司社招的名额极为稀缺，校招成为了添人头的重要路径。主要原因在于，社招可以帮忙缓解就业压力。

有趣的是，曾有一位在行业独领风骚好几年的明星基金经理R总，曾经向路人甲透露“毕业后想进公募遭拒”的旧事。无奈之下，走了一个曲线救国的路径，先四大，再私募，然后“私转公”。

有些中小基金公司也在学历方面坚持较高标准，则有一些耐人寻味的考量。某家中型基金公司人士坦言：之所以坚持很高的学历标准，就是为了防止股东方大佬将阿猫阿狗塞进来。也是因为这些标准，很多岗位招人很难，往往半年一年人员还空缺。

总体而言，公募基金仍是最为市场化的行业。或许银证保都免不了所谓的“关系户”，公募基金仍是靠“卷”打天下。有某头部基金公司人士甚至表示，“但凡家里有个仨瓜俩枣，也就不进这个行业了。”

然而，R总最终还是离开了公募，成立了自己的私募公司。职业无贵贱，落袋的银钱却有多寡。不少人放弃熟悉的营生，进入相对陌生的行业，大多也就为了那碎银几两。

金融人的风光一定程度上是幸存者偏差。在上海滩，曾有过两位著名的出租车司机，他们放下了手中的方向盘，在金融的世界呼风唤雨。当然，他们的命运颇为不同，其中一位曾经被称为“总舵主”，在资本市场一呼百应，当下却为离不了婚而苦恼；另外一位虽已满头乱发，仍在安心把玩鸡缸杯。

跟还是不跟？

与银行、保险、信托、券商等金融子行业相比，公募基金牌照的“壳”价值最低。一方面是公募的牌照发放虽有缓有急，却始终并未停止；此外，公募基金是所有金融子行业中最“卷”，也最为市场化的行业。

曾经有基金经理反问：“为什么我们可以把基金公司的股权卖给外国公司，但不能卖给中国公民？”如今，公募基金行业的股东不再是清一色的国有机构或者中外合资。个人系的基金公司不断涌现，外商独资的基金公司也在不断获批。

事实上，上市公司的薪酬结构，都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行业特点。银保一类的行业向来是高管拿大头，这类行业往往决策权集中在高管手里，基层员工都偏向于螺丝钉的定位。而公募基金相对扁平化，对人员素质要求较高，基金经理收入高于总经理并不罕见。

当然，目前是一个极为特殊的时点，口罩的波折之后，百业待举。而金融的监管又发生了大变化。JR委的组建，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相关机构从以前的事业单位，转换为GWY，收入下降也是妥妥的。

以前看杨百万的生平，会不自主关注一个细节：其1988年请了两个保镖，每个月付两个人共1200元。在那个时点，因为百万大裁军，家父从北京复员回到地方。彼时每月工资是76元，加上所有的补贴，也就是150元左右。

杨百万是幸运的，在其惴惴不安于是否会因投机倒把被抓捕的时点，某位以锐意改革著称的市领导给他吃了定心丸。事实上，证券市场过去几十年的发展壮大，也少不了对杨百万们的宽容。某个曾在WJ部有独立办公室的官员，后来下海跟某前首富出来做地产。他告诉路人甲：这是几千年以来商人最好的时代，你看如今很多人不知道市委SJ是谁，都听说过马云！

在目前的降薪阴云中，国资系、个人系、外资系公司所面临的情况截然不同。有外资系基金公司人士明确告诉路人甲：降薪跟不跟？不跟！事实上，在中金公司百万年薪引爆舆情的同时，彼时高盛高华的人均薪酬为331.78万元，摩根大通证券（中国）人均薪酬207.84万元，其他几家抢滩中国的外资券商如摩根士丹利证券、瑞银证券、汇丰前海证券、瑞信证券、高华证券的人均薪酬均在130万上方。

部分个人系则早已推行了员工持股。我们知道，自1980年以来，巴菲特每年在伯克希尔哈撒韦获得的薪水为10万美元，但这并不影响他多次蝉联世界首富。同理，对于陈光明来说，哪怕拿1块钱薪水又有什么关系！

最为纠结的是国资系，跟进则担心留不住人才，从而竞争力被削弱，不跟进则意味着管理层或面临其他后果，难！

最后，文章开头那位荷兰画家，在他去世之后，终修成正果：某幅画作一度稳坐世界最昂贵艺术品宝座长达14年之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