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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早些时候,404media撰写了一篇题为《美国制造的 iPhone 纯属幻想》的文章。简而言之,特朗普将所有高科技制造业迁回美国的梦想极难实现,因为全球供应链错综复杂,制造经验主要集中在中国、越南、柬埔寨等国家,而手机零部件往往也在其他国家生产。
但目前有一款智能手机符合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FTC)“美国制造” 的标准,它就是由 Purism 公司生产的 “自由手机”(Liberty Phone)。该手机是 Purism 旗下 Librem 5 的定制版 —— 中国制造的 Librem 5 售价 800 美元,而Liberty 手机售价 2000 美元。它配备 4GB 内存,测评者称其硬件规格已相当过时。尽管Liberty 手机并非所有零部件都产自美国,但该公司一直竭力使其尽可能实现“美国制造”。这一产品的存在本身就堪称奇迹,而 Purism 的制造模式也颇具新意,因此我们(404media)致电 Purism 创始人托德・韦弗(Todd Weaver),探讨智能手机供应链、美国本土科技产品制造及关税等问题。以下是经过精简和梳理的对话内容:
问:你所做的事情非常有趣,且我知道你已为此努力许久。过去几周,关于“制造业回流美国” 的讨论层出不穷,但供应链、零部件等因素让此事困难重重。而你已尽最大努力将Liberty 手机带回美国生产。能否谈谈这款手机的定位,以及你为此筹备了多久?
托德・韦弗:首先,我在 2014 年创立了 Purism 公司。最初的商业计划正是我们过去十年努力践行的目标,其中许多做法与当下行业惯例截然不同。
选择美国本土制造的原因很多:供应链安全(我们能掌控所有零部件)、完全透明化(甚至能公开原理图),同时这也助我们瞄准安全市场—— 该领域需要对技术栈拥有控制权,并验证其宣称的性能。公司初创时先做了笔记本电脑,因为我知道若想涉足手机领域,必须先通过笔记本积累硬件、软件服务的落地经验。我们推出的第一款手机是 Librem 5。
在 Librem 5 众筹成功后,我们组建了自己的电子工程师团队,并在 2018 至 2020 年间与中国的设计和制造团队合作 —— 毕竟当时所有手机都产自那里。我们不得不借助海外积累的技术知识,以此完成设计、培训团队,并生产出 Librem 5。随后,我们将所有设计转化为自有 SMT(表面贴装技术)能力,真正实现了在加州工厂完成设备全电子元件的生产,将制造带回美国本土。目前我们的产品线中,有几款不同规格的产品均在自有工厂生产。
Liberty 手机的电路板(图片来源:Purism)
我们的产品在零部件原产国和整体生产地上存在差异:一端是英特尔参考设计的服务器,由中国制造并进口;另一端则是Liberty 手机和 Librem Key,100% 在加州卡尔斯巴德的工厂生产。
这两款产品的生产流程如下:从空白的印刷电路板(PCB)开始,由产线工人通过表面贴装技术,将电阻、电容、集成电路等元件焊接到板上,经过质量检测、固件加载,再组装成完整手机,最后为客户加载软件并直接发货。整个流程从始至终都在我们的工厂完成。
问:“美国全流程制造” 与 “美国组装” 存在本质区别。你认为Liberty 手机是否实现了从原材料到成品的全本土制造?
答:毫无疑问。两者的区别由 FTC 明确界定:“组装” 是将零部件拼接,其细分定义中甚至包含 “螺丝刀组装”—— 即若仅用螺丝刀等简单工具拼装部件,则不能宣称 “美国制造”,甚至不能称 “美国组装”。而Liberty 手机的生产中,我们从空白电路板开始,完成所有电子元件的全流程制造:将电阻、电容、集成电路焊接到板上,在工厂内实现从原材料到成品的转化。随后将电路板组装进手机外壳,加载自主研发的操作系统,再交付客户。也就是说,我们不仅在本土工厂完成全电子元件制造,还自主开发、发布了操作系统。
问:你们并非从海外采购零部件再到美国拼装,而是连零部件也在本土生产?
答:零部件(如电阻、电容、集成电路)需从西方分销商采购,每个芯片组都有原产国。我们尽可能选用美国或西方厂商的零部件,例如意法半导体(ST Micro,总部瑞士但在美国有工厂)、德州仪器等,这些芯片均在美国本土生产。我们也会深入供应链,从美国或西方分销商 / 制造商处采购电阻、电容等元件。当谈及 PCB(空白电路板)和 PCBA(印刷电路板组件)时,我们是将这些原材料焊接到板上,形成完整的电子线路板。而其他公司通常进口的是成品 —— 包括外壳、电池、整套电子元件,少数情况下可能仅进口主板(即 PCBA)。我们的独特之处在于,真正实现了从库存零件到成品的全流程制造,这是垂直整合的生产模式,在行业中极为罕见。
问:原材料的开采来源呢?你是否尝试与使用美国矿产的供应商合作?还是说供应链追溯太深,难以实现?
答:我们确实在努力,但其中复杂程度可想而知:有时是主观意愿存在,却找不到对应零件;有时与供应商的谈判因我们的生产规模而变得极具挑战性。另外,采购规模也影响话语权—— 若生产数百万台设备,制造商的议价能力远高于几万台的规模。因此,在原材料的合同采购中,能推进的深度有限。我们在生产Liberty 手机时,倾向于选择西方分销商,因其在零部件来源上需遵守更严格的监管标准。
(“若在美国全境搜寻,熟练电子工程师的数量仍能数清;但在深圳,每层楼都挤满了这类人才。”)
从创立初期,我们对美国制造的理念就是:尽可能公开原理图、溯源零部件、公示硬件物料清单(HBOM)的原产国,同时透明化所有自主开发的源代码,以验证我们的所有宣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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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实现“全本土制造” 的愿景花了多久?
答:2017 年我们正式提出 “要在美国本土生产手机”,并先在同一工厂生产了 Librem Key(一款小型安全令牌),这是更简单的产品,却证明了本土制造的可行性。2019 年,我们拿到了 PVT(生产验证测试)样品,这两年间我们不断优化设计,同时培训电子工程师 —— 每当采购中国电阻时,都要确保能找到美国产的同规格电阻。我们始终维护着两份物料清单:中国元件版和西方元件版。通过中国合同制造,我们对 Librem 5 进行了五次迭代,历时约 18 个月才最终定型,随后将全部经验迁移到美国本土生产。
(经过三年研发,Librem 5 USA 于 2020 年发布。)
可以说,从“将中国制造的现有产品复刻到美国” 的想法萌芽,到落地实现,整整经历了三年周期。
问:是否存在某些零部件因美国无生产商或供应商,而难以本土采购或制造?
答:是的。我们将采购来源分为三类:美国制造、西方采购(如德国、欧洲、加拿大),以及无法从西方获得的零件。例如,手机中一种用于计时和测量的晶体元件,目前仅有中国和韩国能生产,我们只能从这两国采购。即便我们力求 100% 本土化,深挖一层总会发现:某原料来自美国以外的地区,不得不进口。这让人思考:这些原料何时能在美国生产?是否有企业愿意涉足?当处理 200 多种独特零件的全供应链时,这显然是个复杂的问题。
试想,大多数电子产品公司只是从海外制造商拿货,他们不在乎供应链透明,甚至对产品设计和内部构造一无所知。
问:Liberty 手机官网的零部件原产表显示,多数零件来自美国,但 M2 调制解调器模块标注 “原产中国”。为何这个模块无法实现美国制造?
答:M2 模块有美国和德国等版本,具体选用取决于网络频段或成本。我们出售的中国版 Librem 5 搭载的是中国调制解调器,但也有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模块可选,可在后期或总装时更换。显然,中国模块更便宜,且支持的频段更广。
问:美国制造的Liberty 手机性能不如最新款 iPhone。美国能否生产最新的高端芯片和零部件?若要实现,需要什么条件?
答:简单来说,能。但您没问时间—— 这需要数年时间、巨额投资和全方位投入,且必须证明有投资回报和市场稳定性(例如 “这是我们将拥抱的未来,因此值得投资”)。
苹果、三星、谷歌手机的芯片组是集成了 CPU、内存、基带调制解调器的完整计算机,通常来自高通或联发科,这些芯片组的生产地不在中国。您所说的 “制造” 本质是将半导体和 200 多种其他零件组装成成品,而苹果等巨头的这一环节主要在中国制造。
更深层的挑战在于:所有高科技岗位已流向中国,ODM(原始设计制造商)扎堆于此。在美国,熟练电子工程师的数量屈指可数,而在深圳,每层楼都挤满了这类人才 —— 他们是设计设备电路板的核心力量,而培养这种设计能力需要长期积累。
其次是组装环节:若仅看机器成本,中美生产价格相同,因为机器承担了主要工作。但人工组装成本差异巨大:中国可通过大量人力解决问题,而美国和西方国家更依赖工程优化。例如,中国东莞的产线上,一排排工人戴着口罩测试屏幕缩放功能,若发现异常则退回;而我们在 Purism 通过工程手段解决:插入手机后自动刷写固件,运行 “自动质量检测”—— 通过模拟触控事件验证屏幕功能,无需人工操作。
从成本看,中国版 Librem 5 售价 799 美元,Liberty 手机 2000 美元,差价悬殊。但公开价格未揭示全部:Librem 5 的物料成本(COGS)约 500-550 美元,利润微薄;Liberty 手机的物料成本相近,但本土生产增加了近 100 美元成本,售价提升不仅因为 “美国制造”,更源于安全供应链、全零件审计等附加价值 —— 这些使我们能切入政府安全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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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相比全在中国制造的企业,你是否认为本土制造在关税方面更具优势?
答:毫无疑问。对于拥有工程师、设计师和技术积累的垂直整合企业,若选择美国制造,至少具备适应政策的能力。而那些仅负责营销和财务、无工程团队、外包所有生产的公司将陷入困境—— 想象一下 “挤兑” 场景:当所有人同时寻找本土制造商时,他们因缺乏技术积累而束手无策,因为整个生产流程已依赖中国。在中国,企业只需对接项目经理,由其协调各方完成设计和生产,最终收货后即可直发客户,甚至无需开箱。当所有人都在寻找本土替代时,很难找到能填补这一空白的美国企业。
问:你们在加州卡尔斯巴德设厂,是否难招到胜任高科技产线的工人?
答:招产线操作员(如熟练焊工或使用镊子组装的工人)并不难,这类“熟练劳动力” 在美国各地都有分布。我们选择卡尔斯巴德,正是因为这里有为政府合同制造商工作的熟练工人,便于我们快速组建产线并从本地企业挖角。
但电子工程师极为稀缺—— 如前所述,全美熟练电子工程师的数量能数清,而深圳可能有百万之众。
问:若大量企业同时急于将制造迁回美国,是否有足够的熟练人才支撑?
答:显然不够。现有熟练劳动力可支撑我们当前的生产,若缓慢扩张或许可行。但培养合格的电子工程师需要多年教育,绝非朝夕之功。
(“若中国关税定为 100% 并持续 10 年,企业会据此制定决策;但若关税可能在三个月、一年或三年内变动,这种不确定性无法催生稳定市场和准确决策。”)
还有一点很重要:关税政策的稳定性影响企业决策。若明确知道未来 10 年中国进口关税为 100%,所有企业都会基于这一假设规划;但若政策模糊(如 “可能 100%,但三个月后、一年后、三年后如何未知”),企业主和董事会将难以判断 “是否值得投入本土制造”。
问:将制造迁回美国,对你而言是政治工程吗?你是出于政治考量,还是为了差异化竞争?
答:简言之,这并非短期政治博弈,而是基于地缘政治、安全与隐私的长期考量,理解这些因素如何交织。
问:过去两周,关税政策反复(加税、可能取消、延迟、中方反制等),局势混乱。你提到政策稳定性的重要性,这是否让你感到压力?
答:我们并不担心美国本土生产的产品线,因为其大部分不受关税影响。但对海外生产的部分,确实难以预测:三个月后关税如何?是否该现在采购零部件?是否该囤积物资?采购团队可能会纠结“是否再等一周”—— 这种微观决策的不确定性,会层层传导至企业的所有运营环节。
若中国关税固定为 100% 并持续 10 年,企业决策会完全不同;但政策的不确定性无法形成稳定市场,也无法催生准确的商业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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