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联通混改员工自述：我是如何放弃国企身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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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到李梁(化名)发现民企公司的人已经搬进了云南联通大厦，他才觉得，混改真的开始了。李梁是一名来云南联通的销售人员，也是中国第一家运营商省级公司混改的亲历者。

　　2018年云南联通，被列入国务院国企改革“双百行动”的试点。2019年初，中国联通公开寻找民营合作方并最终确认了亨通光电、中电兴发、亚锦科技，三方与云南联通共同设立云南联通新通信有限公司(下称“新通信”)，这家新成立的公司将负责引资建设、承包运营和员工改制，再新成立的公司中，联通本身的持股比例仅为5%。

　　不久后，李梁和同事中的大部分人，将进入这家成立仅20天的混合所有制公司。

　　今年上半年，李梁在公司被告知，混改中实现身份转换的云南联通人员，完成项目后绩效上浮15%，同时，在公司实现盈利并有超额利润的基础上，持股员工可按照各部门考核标准参与年底分红。

　　而他和同事们也存在一定的顾虑，包括新公司到底能否盈利，考核指标和进度是否会更苛刻。他甚至发现，部分员工甚至对混改提出了反对，同时，一小部分人申请竞聘留在原公司的某个岗位。

　　但变化也在发生。李梁称，自主经营权的扩大，让同事们看到更多赚钱的机会，在一些会议上，针对集团分配的任务，开始有同事提出不同的意见，在执行任务时更多考虑市场、盈利的因素。

　　“突如其来”的混改

　　云南联通大厦坐落于昆明市五华区盘龙江畔，李梁入职的时候，这次来自国务院“双百行动”的混改还没有启动，在他看来，任职于云南联通，在昆明算是一份体面和踏实的工作。

　　最初，李梁从2018年的年会上听说要启动混改，当时公司没有做详细介绍，今年初，公司针对混改事宜开了多次会议。他才知道，尽管先前云南联通已经进行过一轮混改，但这一轮自上而下的改革还没有发生过，也并不是员工主动提出的。

　　今年5月，中国联通集团董事长王晓初出席了云南联通混改签约仪式，对云南联通以及运营公司提出了一系列要求，还提到“将有近4000名干部职工主动放弃国有企业员工的身份，投身到改革之中”。

　　很快，在会议上，李梁和同事们被告知，他们中的大部分将在不久后被划转到一家民营公司新通信。而云南联通作为主体公司，只保留部分职能部门的岗位，生产和业务部门几乎全部划转到新通信。就他的岗位，除非转岗，否则无法留在原公司。

　　混改一时间成为了同事间最热议的话题。李梁称，同事们对此态度不一。年轻人或者任职年限较短者，较少有顾虑；一部分年龄较大、任职时间长的人，更希望保留国企员工身份，“他们在意职业生涯稳定，也在意这个身份，这些老一辈的员工，几十年来经历了联通、网通等多次重组，有一种对国有制的崇拜和留恋。”“刚开始甚至有员工针对是否要混改，向公司提出不同意见”。李梁称，但这毕竟是国家层面顺应的潮流，混改还是要推进下去。

　　据他发现，公司开始出现一种现象，一小部分人申请竞聘留在原公司的某个岗位。公司规定，若员工要求留在云南联通也可以，只不过原岗位少，需要针对某个编制来竞聘。

　　变化正在发生

　　李梁认为，当一家公司变成私企，所追求的效益和利润、包括考核指标和进度，相比原来都会更苛刻，李梁称，但自主经营权的扩大，让同事们看到更多挣钱的机会，这启发了思维上的转变。

　　据李梁回忆，2019年上半年，公司连续开了多次会议，说明了新公司的前景，以及混改后的待遇。

　　除了引资建设、承包运营外，员工改制是本轮混改主要内容之一，公司设立员工持股平台，根据工商资料，该持股平台以云南沃联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形式，在新通信入股10%，公司目前有9名自然人股东，并以不同比例持股。据李梁称，基层员工的持股，是以各部门领导代持方式进行的。

　　这对李梁和同事们来说是一个激励的信号，而大家也清楚，这一切都是在盈利的基础上，新公司是个混合体，能否盈利并不完全取决于员工们的努力，而即便多方配合有力，混改也才刚开始，盈利还需要一个过程。

　　但变化正在发生。据李梁回忆，作为省级部门，一直以来公司根据集团下达的任务分配执行，“而现在不同了，会议上大家开始有自己的想法，过程中开始考虑一些因素，能不能挣钱、是否切合市场实际，有些时候选择不执行某项任务”。

　　经过几番考虑，李梁觉得无论如何，寻求成长空间才是第一位的。下一步他希望在新公司积累更多的经验和资源。他认为，从国企到私企似乎没太大差别，因为通信领域，国企也需要生存和竞争，“况且，我不可能在一家单位干到退休，如果有合适的机会可能会去创业吧”。

　　特殊的公司

　　中国联通在三家运营商中，包括资产规模、市值、营收、净利润各项财务指标，都处于弱势地位。云南联通在全国31家省级分公司中有一定特殊性。赛迪顾问股份有限公司信息通信产业研究中心高级分析师李朕认为，地理因素是制约其发展的一大问题，从而导致云南联通经营情况较差。

　　云南省超过80%地区以山地为主，海拔高低相差大，有海拔2000米左右的高原，也有两万多平方千米的盆地，峡谷相间。“几千米的高山上，建基站是很难的，所以投资成本相比其他区域更大”，李梁称，集团每年都会给云南拨预算，但预算往往不够云南联通在基础建设上的需要。

　　根据《住建部》2018年数据，云南省人口密度全国倒数第八，这意味着买单的用户较少。同时，中国联通在云南省的业务布局，相对于中国电信较为弱势。

　　根据记者估算，就营业厅数量来看，中国联通在云南省共182家，而中国电信则是它的2.5倍。两家运营商分别在云南省推出多项移动套餐，例如包含500-2000分钟语音、8-10GB的流量套餐，价格已经降低到39元。

　　李梁认为，公司似乎陷入了一种循环，“因为用户少，所以再投资、亏损再加剧，但又因为网络基础薄弱，如果不投资，用户服务会更劣化，后期就更难收益”。

　　混改大幕拉开

　　云南联通是中国联通混改的第一家省级公司，对于该公司的混改，李朕认为，这是一种新的尝试，对接下来的混改有一定借鉴性，但并不是具有可复制意义的做法。

　　李朕认为，一方面云南省地理因素特殊，另一方面，云南联通的混改之路从地级市开始，由最初的保山到11个地级市再到全省层面，是十分浩大与复杂的工程，需要省、市、县等层面的层层改革，是至下而上地进行，所以其余省份是否也可复制这条混改之路还有待考证。

　　云南联通曾在2017年启动了一轮混改，主要内容为加快4G网建设，引入社会化资本，其员工90%以上转入民营运营公司。效果上，中国联通官网显示，云南联通在2018年利润减亏2.5亿。

　　从亨通光电一则公告来看，新一轮混改计划，将在2019-2021年首期引入30.88亿元。作为新公司三大股东，亨通光电、中电兴发、亚锦科技，一家是光纤光缆生产服务商，一家是城市、国防领域智慧解决方案提供商，另一家是电池制造商。

　　李朕认为最值得借鉴的是企业的选择。所选取的三家处于通信产业不同产业链环节的企业，主营业务没有重合，因此可以从不同的产业链环节进行错位发展，避免了同质化竞争。同时，三家民企则积极参与联通管理，从不同的层面分工明确，进行业务的交接及边界的确认，这些都是其他国企可复制和借鉴之处。

　　运营商的混改方向，李朕分析，即将到来的5G时代，运营商的基础电信服务将稍有弱化，而内容的提供尤为重要，因而运营商将寻求提供内容的企业进行混改，而从民营企业的角度来讲，分布在通信产业基础设施、网络设施、终端以及应用场景的不同企业也将进入混改的体系中，对运营商在混改过程中提供不同的发展思路。

（文章来源：经济观察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