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trick Foulis:跟您再确认一下,您说的转让是把某些区域的5G业务卖出去,还是指技术许可?
任正非:技术和工艺都可以许可,他们可以在此基础上再研发。
Patrick Foulis:这种模式下,华为员工和相关的设施、场地一并转让还是只是知识产权?
任正非:只是技术秘密,不可能连员工都转让了。
Patrick Foulis:可能的合作伙伴会是哪些?例如在美国哪些公司在考虑之列?
任正非:从来没有人跟我谈到过这个事,我也不知道哪些公司是可以的。
Patrick Foulis:您也知道硅谷包括整个美国会有很多人读我们这篇文章,所以这也是很好的机会向他们宣传。
任正非:对啊,平衡矛盾,平衡斗争。
David Rennie:我和Foulis都在美国常驻过很多年,所以,我们的读者有一半以上常年居住在美国。您向美国政界和商界传递信任是解决问题的重要手段,但有些美国政客对华为的具体技术并不关心,他们真正关心的是更大的问题,即为什么要让中国公司在美国建5G这么敏感的技术?因此,你们在美国遭遇的政治问题是很难解决的。从您的角度来看,刚才提到的5G技术转让也好或者这方面的解决方案也好,规模会有多大?华为能够接受多大程度的5G技术转让?
David Rennie:我想问您一个关于政治和文化的问题。之前我在美国工作时,很多美国重要的政客都说中国当时的崛起速度很快,但是美国手里还有一个法宝,就是美国的民主、言论自由,包括大学学生可以自由地学习和思考。中国是一个专制国家,很难实现真正的创新,今天来看中国有华为这样的公司在做创新。中国的政治体系是一党制,民众并不是在互联网什么都可以看到,也不是所有书都能读到,这会限制了中国的创新和创造力吗?您觉得在创新方面,民主政治体制是不是相比其它政治体制更有优势?
David Rennie:大家的确可以在互联网上看到科技论文,但在互联网上也有关于政治、历史的内容,在中国绝大多数人是看不到的,因为中国政府对这些信息进行了封锁。我们也看到了华为在东莞的美丽园区,有很多欧式建筑。华为会不会确保设计人员、研究人员有VPN上外网获取国外的新闻、了解国外的政治事件和其他一些重要问题?
David Rennie:邓小平在1978年3月份时发表了一个很著名的演讲,他谈到中国科技时表示,现在应该让科学家专注于科学研究,不要让他们读那么多的政治论文或者研究政治。我在中国跟一些大学的教授交流时,他们说现在很有压力,花很多的时间了解政治,留给自己思考的时间反而非常有限。华为作为一家民营企业有没有感到学习政治、了解政治的压力?还是像邓小平1978年说的一样,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你们的科学家,让他们不过问政治,专注科研?
David Rennie:刚才提到香港。最近看到香港一家民营企业国泰航空,被迫替换了高层、开除了员工,纯粹是因为政治因素,因为其员工在香港参加了示威。这相当于中国中央政府迫使民营企业做出政治方面的决策,这会不会让中国民营企业的处境更加艰难?你们试图对外解释民营企业不受中国政治影响,但中国政府却对国泰航空采取了行动。这会不会让民营企业的处境更加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