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D-SCDMA是文明政治基础上的利益问题

韩国舞族

  中国移动通信市场的巨大发展预期，使中国3G牌照的发放也牵动了全球IT界的“心”。如今之态势可谓：生旦净墨丑齐亮相，你方唱罢我登场，熙熙攘攘全为利。由于没有统一的商业伦理和价值观作为依凭，就出现了许多截然相反的结论，而且往往都很有“说服力”。

    矛盾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国家利益”上，相关部委和几大运营商都在某些场合表达着各自的看法，但看来谁也不是最后的决定者。按照一般的市场原则来看，公司有权决定自己的技术采用，但是，这几大运营商是国家控股的（当然并不是国家独有），因此，技术采用问题自然不是一般的市场原则问题，是和“国家利益”相关联的。

    对于中国的3G标准，有人认为是赚钱的问题，有人认为是技术的问题，有人认为是政治的问题。我看都对，但都不全面。真正的国家利益是政治问题、是技术问题、也是赚钱（或经济）问题。但要遵守几点约束条件：

    1）不能偏激

    偏激，是一个国家不成熟的表现。国家想赚钱，不用饶弯子，直接印钞票就可以了；国家要技术，只要肯出钱，可以直接买；国家想保护TD-SCDMA，直接立法封杀其他标准也是可行的。可是任何人都知道，不能这么干。

    2）符合市场法则

    市场法则是超越国家的。TD-SCDMA和其他2个3G标准（WCDMA、CDMA2000）一样，是国际电信联盟认可的3G技术标准之一，国家作为几大运营商的最大股东，自然有权力在不侵害其他股东的利益的前提下，决定推进哪个标准。

    3）符合民族的长期利益

    从生命周期来看，政治生命周期不如经济生命周期长，经济生命周期不如技术生命周期长。历史上，朝代可以更换、经济可以起落，但四大发明我们一直在用，手工业者对秘方只传子而不传女也是古来就有的事情。这揭示了一个重要事实：中国人对技术看得并不比别人轻，保护凝结了中国自主技术创新努力的TD-SCDMA，也是无可厚非的。

    4）从将来看现在

    不管是选择TD-SCDMA，排斥另外两个标准，或者是三个标准共存而稍有先后，对于具体的运营商而言，都有个风险和收益问题。如果只选择TD-SCDMA而排斥另外两个标准，中国是不是有能力跟得上4G和5G的速度？如果不是，将来怎么办？如果三个标准共存，TD-SCDMA的负面业绩预期一旦成为现实，TD-SCDMA运营商其他股东的经济损失谁来补偿。按照权力和义务对等的原则，决策失误是要承担一定的责任的。

    下面是网络上的几个热点问题，基于上述约束条件，笔者斗胆谈一下自己的看法：

    1.牌照具体什么时候能够发放，是传说中的年中还是年底，发改委等其他机构的口头介入会不会成为3G进度新的阻滞因素？

    目前，真正能平衡各部委之间、部委和地方机构之间不同意见，而且能够代表国家最高利益的唯一实体机构还没有发言，媒体上的言论之间分歧很大，说明相关利益实体之间的协调机制并不顺畅，多一个新实体，当然会成为3G进程的一个新的阻滞因素。

    2.传说中的中国通信运营商的重组案是否将彻底放弃，如不进行企业重组会不会发生网络资源重组或者联合组网的情况，3G牌照最终将会发给那几家运营商？

    重组的目的是降低基础资源浪费，从秦始皇开始，中国一直是靠国家力量来压抑基础资源的浪费，避免民间寡头在占有基础性资源后又以绝对自由的方式来相互竞争，进而损害大众的基本利益。西方国家也是这样。因此重组是表象，最大的问题是能否压抑民间寡头的完全自由，比如，限制其毛利率不能高于商业企业平均利润水平的某个比例，一旦过高，立刻以税收的形式将多余的利润收归国有。

    3.是否应该采用基础网络建设与业务运营分离的做法，由独立的第三方建设TD-SCDMA基础网络，运营商只负责运营？

    把运营商分为基础电信运营商（前者限制竞争也限制盈利）和增殖电信运营商（后者可以自由竞争），是符合市场经济和社会公平的原则的，也适合中国现在的社会制度的发展特点。

    4.商用实验网的推进主体以及推进步骤如何协调一致？

    国家补贴效果最好，也有利于提升国家信用，但面不宜广，否则，太浪费了。

    另外，要通过商用实验网测算出远期商业价值到底有多大；运营商和其他多个实体（厂商、内容、技术等）的健康商业模式是什么；国家的信用能否真正能够贯彻到商业模式中去；如果能，如何通过技术来保证。

    5.各方动作频频，实质利益争夺阶段如何把握相关建设资金带来的巨大商机？

    对设备商而言，耐心等待是上策；对应用开发商而言，加紧开发或完善现有的跨平台应用是最佳选择；对终端制造商而言，保持与运营商和设备商的适度接触是上策；

    6.如何协调产业上下游力量建立3G应用平台、应用标准，推动具体业务细分发展？

    推动中间件软件的标准化进程，尽快让应用和基础设施分离，是当务之急。国家完全可以动用一定的资源尽快确立一个可操作标准，但这个标准不宜被少数几个民间企业所垄断，国家要保持一定的发言权。

    纵观当今世界，和平和发展是主流，利益的问题本来就是文明政治的问题，而不应该是狭隘的斗争政治问题。在中国快速走向现代化的今天，TD-SCDMA问题最终的解决方式相信也会对国家体制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