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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韩国人的进击
今天的韩国，人均GDP突破3万美元，妥妥的发达国家。但如果把时间往前推到上世纪60年代，韩国还穷的叮当响，北边邻居的生活水平要比韩国高得多。
70年代，韩国政府眼馋日本通过出口半导体产品赚取大量利润，决定向日本学习，发展半导体产业。
1983年，三星公司建立了第一座半导体工厂。此时的美国，半导体领域正被日本打的溃不成军，节节败退，他们正需要扶持一个小弟帮助狙击日本，一眼便看中了浓眉大眼的三星。
美国人很大方，马力全开地给三星输血。他们支持三星在硅谷成立研发团队，300多名美国工程师加入其中，使三星仅仅用了3年就掌握了256K内存的关键技术。
但当时半导体领域的龙头企业基本都在日本，三星只能在低端芯片上混口饭吃，中高端市场还是牢牢被日本人把持。
1986年，三星邀请日本事业部部长川西刚访问三星，川西刚开始并不想去，后来推脱不开才去了一趟。迎接他的，是令人眼花缭乱的贵宾接待，美女表演传统节目，甚至专门竖起了一座三星与东芝友好纪念碑。
在一连串的迷魂阵下，韩国人提出请川西刚看看他们的半导体工厂，然后在川西刚勉强参观后，顺势提出参观东芝大分工厂的要求——这可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芯片厂。作为回礼，川西刚答应了。
日本人很快就会体会到这件事的苦果。
参观后不久，三星就把大分厂的生产部长给挖走了，然后建了一个与大分厂几乎一模一样的工厂。
比建厂更要紧的，是挖人。
80年代末，日本经济泡沫破灭，一大帮在东芝工作过的员工被韩国人挖走，光是资深的顾问，就有57人。日本NHK电视台后来还找到当事人问待遇，得知：
报酬是在日本拿到的3倍左右。
除此之外，每名日本顾问还给一套四室一厅公寓，配备秘书、高级轿车和司机。——没办法，人给的实在是太多了。
就这样，90年代初，在日本半导体企业内外交困之下，三星踩着日本企业的尸体大踏步前进。1992年，三星第一次超过日本企业，成为世界最大的内存厂商，此后保持领先至今。
问题是，为什么日本半导体企业被美国整垮，三星却安然无恙？
一方面，有日本企业作为前车之鉴，三星未雨绸缪，对美国白宫、议会、贸易部门展开了强大的游说攻势，强调如果自己倒下，日本企业将再次垄断市场，对美国不利。
另一方面，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韩国迫于压力对外开放金融市场，结果美国资本如饿狼般涌入，大肆低价买入韩国企业股权，而三星，正是它们的首要目标。今天的三星，其实早已成为韩国人经营的美资企业。
交了“投名状”的三星，背后有华尔街的资本站台，不必再担心引起美国制裁，从此开始在半导体领域高歌猛进。伴随着电子工业的崛起，韩国人完成产业升级，步入发达国家之列。
2021年全球半导体企业排行榜，前三名韩国占了两个（三星和海力士），放眼全球，芯片先进制程领域，三星唯一的对手，只剩下台湾的台积电。
陆 决定台湾命运的“早餐会议”
台湾半导体的故事，要从一次不起眼的早餐说起。
1974年2月的一天，台北市南阳街一家不起眼的豆浆店内，七个人坐在一起边吃边聊。
这几个人个个大有来头，其中有台湾地区“经济部长”孙运睿，电信总局局长方贤齐，美国无线电公司微波研究室主任潘文渊等。这样几个人坐在一起，显然不是专程来吃早餐的，他们一边喝豆浆，一边讨论台湾经济未来的发展方向。
1913年出生的山东人孙运璿，毕业于哈工大电机工程系，后来随国民党败退至台湾，一直做到台湾省“经济部”部长，一度被视为小蒋的接班人。六七十年代， 他曾主持台湾“十大建设计划”，完成了台湾的基础设施建设。
50年代以来，台湾经济先是从劳动密集型的出口替代，逐渐发展到资本密集型的出口扩张，70年代已经达到了一定高度，但接下来怎么走？谁都没有了主意。
在美国工作多年的潘文渊对美国高科技产业的发展比较了解，他提出，半导体是电子工业最核心的部分，应该作为台湾产业升级的发展方向。这一建议得到了其他人的认同，兴奋之下几个人又讨论了从美国引进技术的可行性。
这次只花了300台币的“早餐会议”，无意中决定了台湾经济的未来。
不久后，台湾工研院成立电子工业研究所，思路上大致是：台湾当局出资，公司体制运营，高薪聘请专业人才。从美国无线电公司购买的专利技术，成为台湾芯片技术的最初来源。
1976年，大陆地区尚未脱离“文革”的混乱，台湾第一座3英寸晶圆厂拔地而起。他们进步神速，生产用于电子钟表的芯片，不到一年的时间良率便超过了美国无线电公司，以至于对方提出要买下这家工厂。
这种收购或合资的套路并不少见，对于后发经济体来说，自家产业很容易被外资通过这种方式控制。所幸，工研院深知这家工厂肩负带动台湾产业升级的使命，拒绝了美国人的提议，这才保住了台湾芯片产业的火种。
1982年，慧眼识英的孙运璿从美国德州仪器又挖来一名资深专家，后来成为台湾半导体产业发展的关键人物。此人回到台湾后创建了一家名为“台湾积体电路”的半导体公司，今天，人们通常称它为——台积电。那位专家，就是被称为“台湾半导体教父”的张忠谋。
今天回头看的话，台湾当局是颇具前瞻目光的，1991年发布的《十大新兴工业发展策略及措施》，把半导体、消费电子、精密机械等十大新兴工业列为发展目标，电子产业逐渐成为台湾经济的最大支柱，延续至今。
90年代经济巅峰时，台湾一个省GDP竟然能占到大陆的43.8%！当时高雄的纺织女工月薪都能超过1万元人民币，而上海的职工月工资只有几百元，两岸差距十倍不止。
对台湾来说，其财富的最大来源不是金融、地产，而是实打实的工业。这里面最重要的，又是以半导体为核心的电子信息工业，包括了台积电、联电、联发科、日月光、鸿海、和硕等一批世界级厂家。
2018年华为被制裁，“卡脖子”中最关键的一环，便是无法获得台积电生产的先进制程芯片。实际上，台积电不仅卡着华为的脖子，也卡着全球半导体工业的脖子，2021年，台湾半导体产业占据了全世界64%的产能，很多消费电子、汽车品牌巨头，都依赖于台湾的芯片供应。
两岸一旦爆发冲突，不只中国大陆，全球的电子产业供应链都将被严重扰乱，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外部压力。也正因此，台积电被一些人视为台湾的“护岛神山”。
大陆目前最先进的的中芯国际，刚刚完成14nm制程的量产，而台积电已经在进军3nm制程，差距至少在五年以上。2021年，台积电的营收超出中芯的10倍，短时间内，我们还无法看到大陆半导体企业对台积电实现赶超。
回顾半导体产业发展史，前三十年是美帝独领风骚，七十年代后，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承接来自硅谷的技术外溢和转移，吸引本国在美国的人才回流，抓住了千载难逢的机遇。
但很遗憾，由于种种原因，我们错失了半导体产业发展早期的黄金时期，当我们终于开始抬头看世界时，发现半导体产业的山头，已经插满红旗。
柒 蹉跎岁月
1973年，当日本半导体工业完成起步，即将对美国半导体巨头发起冲击的前夜，一支来自中国的考察团悄然而至。考察团13人都是半导体领域的技术专家，带队的是中科院半导体研究所副所长王守武。
王守武是中国半导体技术的奠基人之一，1950年他放弃美国普渡大学教职回国，1958年领导建立了中国最早的晶体管工厂，中科院109厂。这样看的话，中国半导体产业距离世界潮流，似乎并不遥远。
但很可惜，没有输在科研起跑线上的中国半导体，却在产业化竞赛中被越甩越远。
王守武带团访日时，中日正值蜜月期，当时出国不易，大家都很珍惜这次机会，一趟下来，把东芝、日立、NEC、富士通等看了个遍。这一看，发现差距不小，日本已经开始采用3英寸晶圆生产线，而国内还在为小规模集成电路的质量问题头疼。
但让考察团意外的是，NEC表示愿意将全套先进的3英寸芯片生产线转让给中国——如果引进，这条产线将比台湾地区领先3年，比韩国领先5年。NEC开出的报价是5000万美元。
回国后，王守武向时任国防科工委副主任的钱学森汇报情况，钱学森无奈地表示有心无力。除了缺钱，更麻烦的是当时的政治大环境，引进国外技术，当时被批判为“洋奴主义”，是“事关国格”的路线问题。
从NEC引进技术一事，只好不了了之，而这，只是那个特殊年代的一个极小缩影。
当大洋彼岸的仙童、英特尔开始在硅谷崭露头角、新技术层出不穷时，中国正经历一轮又一轮的“运动”：王守武被停职批斗，备受诬蔑和诽谤；麻省理工博士毕业的谢希德，被整成走资派后，每天工作是扫厕所；半导体物理学奖黄昆，被隔离审查，发配到北京郊区劳动改造……
风雨如晦，鸡鸣不已。
50-70年代，国内动乱不安，国外封锁压制，中国半导体产业彷徨前行，举步维艰，错失了产业早期的黄金三十年。1977年，全国有600多家半导体工厂，但它们一年的生产总量加起来，只有日本一家工厂月产量的十分之一。
钱学森晚年曾感慨：“60年代我们全力投入两弹一星，我们得到很多；70年代我们没有搞半导体，我们为此失去很多。”
从更深层次来看，传统制造业遵循的是物理定律，而半导体产业背后，是可怕的摩尔定律，是指数型增长——这意味着，在沿袭自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没有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根本不可能跟得上前沿技术的飞速发展。
改革开放后，打开国门后我们才猛然发现，中国半导体产业已被远远抛在后面。更严重的是，除了少数业内专家，绝大部分人尚未意识到差距之大，追赶难度之高。1977年，人民大会堂召开科技界座谈会，邓小平问王守武：
“你们一定要把大规模集成电路搞上去，一年行吗？”
80年代后，国家部委先后组织三大“战役”，对半导体技术发起攻关。比如1995年启动的“909”工程，投资100亿人民币，电子工业部部长胡启立亲自挂帅，万众瞩目，不可谓不重视。
但很遗憾，投建的上海华虹厂遇到了行业低潮期，而国内当时又没有人了解三星越亏越要投的“反周期”理论，因此华虹备受争议，最终还是没能赶上摩尔定律狂飙突进的脚步。
这场当时几乎让人绝望的追赶，直到新世纪到来之际，才终于再次迎来转机。
今天我们在媒体上所熟知的芯片公司，几乎都成立于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2000年中芯国际，2001年展讯通信，2003年中星微，2004年华为海思……这些明星企业，汇聚了大批80年代出国、在美国芯片公司工作多年的科技人才。
新的血液，新的机制，终于开始给中国半导体产业注入足够的活力。
事实证明，在任何高科技领域，只要给予合适的大环境，中国人做的绝不会比别人差。在芯片设计和封装领域，华为海思、长电科技等飞速崛起，仅仅用了十余年时间，就进入了领域内第一梯队。
但在最复杂也最艰难的芯片制造领域，中国半导体产业经历了血雨腥风，至今仍面临着卡脖子危机。
捌 造芯片比造原子弹还难吗？
2020年4月，华为手机业务达到顶峰，历史上首次超越三星，登上全球第一的宝座。从崛起到登顶，华为用了十多年才走到这一步。
然而，令人唏嘘的是，仅仅一年后，被美国制裁的华为迅速跌落，荣耀被迫卖掉，高端的P系列由于缺少芯片，无法继续延续。十年奋战，就这样一夜间付诸流水。
华为在全球攻城略地的背后，隐藏着一条门槛极高的高科技食物链。
在这条食物链上，华为处在台积电下方，没有台积电生产的芯片，华为的手机业务只好停摆；而台积电又处在荷兰ASML（阿斯麦尔）的下方，没有ASML提供的光刻机，台积电就无法制造最先进的芯片。制造7nm以下芯片所需的EUV光刻机，1亿欧元一台，排队买还不一定买到。
那么阿斯麦尔呢，它是否已处在这条高科技产业链的顶点？仍然不是，阿斯麦尔是系统集成厂商，它的上方，还有一群隐形冠军，比如其中有一家，叫蔡司。
这又是一家百年老店。
1945年，二战接近尾声之际，从诺曼底登陆的美军势如破竹，纳粹德国败局已定。这时候，巴顿将军率领第三集团军，不顾破坏《雅尔塔协定》的风险，闯入划给苏联的东德区域，但他们的目标不是军事要地，而是位于耶拿的蔡司公司。
蔡司公司创建于1846年，在二战期间为德军生产望远镜、测距仪、航空摄像机等。当战争快结束时，美国和苏联都已未雨绸缪，开始考虑抢夺德国的科技资源，而蔡司公司，被美国列为接收的首要目标。
美军占领耶拿后，本来打算用600辆卡车把整个蔡司公司整个搬走，没想到苏军推进太过迅速，美国人措手不及之下，只能将蔡司最核心的100多名员工运到西德，在那里建了个新蔡司。
如今，制造7nm以下芯片所需的EUV光刻机，需要用到极度精密的光学透镜，目前全世界只有蔡司能够做到，别无二家。这种独门绝技背后，是蔡司在光学领域长达百年的技术积淀。
除了蔡司提供的光学镜头，ASML还要用到来自美国Cymer公司提供的光源系统，整合来自世界各国的顶尖工艺，完全可以说，光刻机是西方现代工业体系的集大成，是人类工业革命以来制造业皇冠上的明珠。
任正非曾感叹：我们国家修桥、修路、修房子，已经习惯了只要砸钱就行，但芯片只砸钱不行，还要砸数学家、物理学家、化学家……
玖 尾声
1993年，俄罗斯总理切尔诺梅尔金来到位于乌克兰的黑海造船厂，讨论将“瓦良格”号航母继续建造完成并移交给俄罗斯的可行性，旁边的造船厂厂长马卡洛夫忍不住插嘴说“瓦良格号已经不可能完成了”，然后他继续说出了那段著名的话：
“如果想要瓦良格号完工，我需要苏联、党中央、国家计划委员会和工业军事委员会，以及6000多个相关专业和8000多家配套厂家，总之，需要一个伟大的国家才能完成，可是这个国家已经不存在了。”
如果放在芯片上，这段话或许可以这样说：
要发展世界一流的半导体产业，需要目光长远、有战略性规划的政府支持，需要鼓励创新、容许失败的土壤，需要不断拓展前沿的一流高校、研究所，需要能够耐住寂寞沉下心搞研发的企业家，还需要年薪百万的顶级工程师。
一言以蔽之，这是真正的国家综合实力的较量，是一场国家层面的隐形战争，而它的输赢，直接关系着一个国家子民的福祉。
“因为你的投票，你的孙辈都会做着高薪工作。” 这是前几天，美国民主党参议员查克舒默在鼓动国会通过“芯片与科学法案”时喊出的口号。这项法案，美国计划投入2800亿美元，可以说是美国有史以来最重大的法案之一。
推出芯片法案也好，封禁EDA、禁售光刻机也好，美国人这套组合拳目的很简单：牢牢把控产业的顶端，保证自己的国民能够继续喝着咖啡拿高薪，顺便将中国钉死在产业链的低端。化用刘慈欣《三体》中的一句话就是：
发展自己，锁死对手。
回望整个半导体产业发展史，小小芯片，奠定了人类信息时代的基石，也改写了一些国家地区的命运，有的搭上时代列车，步入发达经济体之列，也有超级大国因而落寞衰颓。
对我们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来说，虽然道阻且长，弯路走了不少，但突破重重封锁，实现产业自主，其意义比之当年两弹一星，也不遑多让。我们的未来，也将由这场事关国运的终极竞赛来给出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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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发表于 2023-3-1 12:25: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