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旭东：中国移动TD-LTE发展战略思考

PoorCabbage

从国内外宏观环境来看，中国移动发展TD-LTE的条件要远远好于发展TD-SCDMA时的情况；因而可以预料，其发展的阻力更小，发展的成效也应该更大。但是，发展的道路也不是一马平川，尤其是在发展战略上，还有几个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特别是如何处理好发展TD-LTE与发展TD-SCDMA的关系，进一步发挥中移动作为产业链领导者的作用，以及如何争取国家更多的实质性的支持。
1、处理好TD-LTE与TD-SCDMA的关系
三年前，针对TD-LTE和TD-SCDMA的关系，笔者曾经提出这样的观点：TD是生存问题，LTE是提高问题。现在看来，这一观点是站得住脚的，而且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特别是可以防止在LTE发展起来以前，因为TD-SCDMA发展不利而陷入被动的局面。这涉及到几个基本的判断：
第一，TD-LTE的发展和成熟速度。客观地讲，中移动对发展TD-LTE是尽心竭力的，而且已经取得了非常明显的成效，包括扩大TD-LTE的国际影响和认同，不少国际厂商热情参与，多家国外运营商已经建立TD-LTE实验网。但是，根据笔者的调研，无论是设备生产企业还是终端企业，都认为TD-LTE的真正成熟还需要一些时间。在这种情况下，积极推进试验网的建设，以此带动技术和产品的成熟，是非常必要的。与此同时，也需要对技术成熟的时间有一个客观的判断，防止出现措手不及的情况。正如毛主席说的：从坏处着手，向好处努力。万一出现时间拖得比较长的情况，以发展TD-SCDMA作为现实的基础，应该是最为稳妥的选择。
第二，竞争环境的影响。如何处理TD-LTE和TD-SCDMA的关系，并不取决于中移动自己，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的3G发展战略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在整个移动通讯市场上，虽然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距离中移动还有很大的差距，但是在3G市场上，这两家企业影响力的增强是大家都能够感受到的。比如，2011年，中国移动的3G户总数达到5121万户，3G市场份额为40%；中国联通3G用户总量为4001万户，3G市场份额为31%；中国电信3G用户总量为3629万户，3G市场份额为29%。中国移动尽管仍然保持领先地位，但是，从新增3G 用户数看，中国移动2011年全年新增3G用户3051万户，中国联通2595万户，中国电信2400万户，差距已经不是很明显。
从市场份额看，2011年年初时，中移动的3G市场份额是43.7%，到年底降到40%，一年降低将近4个百分点。从基站数量看，根据工信部公布的数据，截至2011年5月底，我国3G基站总数71.4万个，其中中国移动、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分别为21.4万、22.6万和27.4万个。中移动已经落后于其他两家企业，从某种意义上讲，中移动的3G网络覆盖已经不如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这是否意味着，中移动的3G市场份额还将继续下滑？
综合上面两个因素，在TD-LTE还没有完全成熟的情况下，一方面要加快TD-LTE的成熟，另一方面，需要高度重视TD-SCDMA的发展。实际上，如果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现在采取（或者实际上已经采取）加速发展3G的战略，大幅度扩建WCDMA和CDMA2000网络，大幅度提高3G网络覆盖范围和覆盖质量，中移动将面临非常大的压力：3G市场份额的下降将不是每年接近4个百分点，而可能是远远超过这个数字，因为网络效应并不遵循线性关系。如果真的出现了3G市场份额迅速下降的局面，中移动有什么办法可以在LTE市场上把份额夺回来？
2、进一步发挥建设TD-LTE产业链的领导者作用
中移动作为TD-LTE产业链的领导者，积极推动产业链的建设，成绩有目共睹。需要进一步思考的是两个问题：一是如何使产业链上的企业获得更多实实在在的利益，二是如何处理好本土企业与国外企业的关系。
之所以提出第一个问题，主要是因为，根据笔者的调研，很多在发展TD-SCDMA产业链中做出了贡献、投入了资源的企业，希望中移动能够把TD-SCDMA产业发展得更大、更好，从而获得更多的回报。从1998年向国际电联提交申请，到2002年成立TD-SCDMA产业联盟，到2009年正式商用，TD-SCDMA的发展，前前后后长达10年之久；经历过这段历程的企业，都感到不容易、很辛苦，希望有更多的回报在情理之中。从更深层面讲，需要防止出现TD-LTE产业链上的其他企业因为担心未来收益不高而影响大规模投入的情况。
有几个具体措施可以增进产业链上其他企业的利益、增强他们的信心：
一是明确TD-LTE的建网策略，以建立一个深度覆盖全国的大网为战略，而不是建立一张只是覆盖热点地区的网络。类似于TD-SCDMA的发展，在TD-LTE阵营在总体实力上仍然落后于FDD阵营的情况下，这样的建网策略是必要的。
二是扩大TD-SCDMA网络的建设规模。这样做可以起到“一石二鸟”的作用：一方面可以更好地凝聚产业链的力量，另一方面可以防范由于TD-LTE技术成熟和网络建设需要时间而可能带来的风险。
三是商业模式上，进一步强调与其他企业共同建立强大的（TD-LTE）产业链的理念。比如终端，无论是中移动集采，还是利用社会渠道推广，都需要让终端制造企业获得实实在在的利益，而不是单纯借助市场竞争的力量，让这些企业承担太多的风险。借用某终端企业的说法：TD-SCDMA、TD-LTE，只是众多终端中的一个选择，在没有比较可靠的保证的情况下，为什么一定要在这上面投入？
之所以提出第二个问题，主要是希望增强对企业竞争优势来源的认识。改革开放以来， 国内企业高度重视国外企业的作用。这是有道理的，特别是在本土企业还处于跟随的情况下，其实没有太多的选择。但是，当已经有条件成为行业领先企业的时候，需要更加重视本土企业的作用，建立以本土企业为主导的产业链，才能保持企业的竞争优势。根据哈佛大学商学院Porter教授的研究（1990），发达国家在全球范围内具有竞争力的企业，它们的竞争优势与企业自身的资源和能力有关；但是，同样重要、甚至更为重要的，是基于本土的产业支持体系和完整的产业链的支持：高水平的相关产业和企业（比如零部件供应企业）的支持，高水平的生产要素的支持，高水平的市场需求的支持，以及有效的政府政策的支持。美国的计算机产业长盛不衰，根本原因在于有一个完整的产业链，本土企业和用户之间相互影响、相互支持。著名创新专家Bengt-Ake Lundvall的研究也表明，在技术迅速变化的情况下，设备生产企业与设备使用企业之间经常的面对面的交流，是设备使用企业取得和保持竞争优势所必须的，而共同的文化背景是这种交流的重要基础（1992）。在3G、LTE和4G时代，新业务的发展与话音业务有着非常大的差别，更需要产业链上的本土企业与中移动进行更为紧密的交流和合作。
当然，重视本土企业的作用，并不是不需要与国外企业积极发展各种合作。无论是Porter教授还是Lundvall教授，强调的是本土企业在建立和保持企业竞争优势中的基础与核心作用。这就意味着，虽然需要重视国际同行的行动，但是在国内把TD-LTE做大做强，是与国际同行合作的基础。换句话说，如果中移动在3G、LTE市场上只能做到在国内“三分天下有其一”，就没有很好的条件进行国际合作。至于借助TD-LTE走出去，到国外发展业务，更需要慎重；因为电信运营产业是典型的本土化产业（local industry），到国外经营，没有优势可言。如果一定要进入国际市场，又有特殊的机会，也最好是先把国内产业链建设好。这也意味着，国外运营商和设备、终端企业的积极参与，有利于TD-LTE的发展，但是起不到根本性的作用。真正起作用的，还得是中移动自己发挥产业链的领导作用，先将TD-LTE在中国用起来，并且要在市场上占据主导地位。
3、争取国家的实质性支持
无论是发展TD-SCDMA，还是发展TD-LTE，中移动实际上是承担了额外的促进自主技术创新、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责任。在这种情况下，中移动应该得到政府的实质性支持，也有理由理直气壮地向国家争取支持。对此，有两点需要特别说明：
一是当自主创新的政策与促进竞争的政策有矛盾的时候，以哪个政策为主？具体而言， 电信产业重组以来实行的“不对称管制”政策，考虑更多的是竞争问题，对中移动的发展是一种限制。一方面限制中移动，一方面让中移动承担自主创新的重担，不但不公平，也难以起到应有的作用。中移动在3G市场上地位的下滑，实质上是这种矛盾的政策的重要体现。换句话说，如果三家运营商在3G市场上真正做到了“三足鼎立”，自主创新的环境将进一步恶化而不是优化。因此，答案应该非常明确：当自主创新的政策与促进竞争的政策有矛盾的时候，应该以自主创新政策为主。
二是自主创新政策的推行，需要政府承担责任。以日本为例，为了促进本国产业的发展， 在追赶过程中一直实行高度保护国内市场、高度保护国内企业（不是国外企业或者合资企业）的政策。比如，著名创新学者、MIT教授Cusumano（1985）的研究表明，从1960年开始的大约20年中，日本轿车进口只占国内销售的1%左右。Cusumano进一步指出：日本政府的一项政策，即通过限制轿车进口保护本土企业，就使得一项原本肯定会失败的事业变成了一项利润非常高的事业。这也告诉我们一个非常明显但非常关键的关系——尼桑、丰田以及整个日本轿车工业成功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国内市场的保护。这就表明，对发展中国家而言，政府保护国内市场是本土企业发展起来的一个重要保证。
当然，形势在变化，比如国际化在加剧，我国也已经加入WTO，采取什么样的具体形式保护国内市场，扶持本土企业，需要权衡利弊，找到合适的方式方法。比如欧盟对GSM、WCDMA标准的支持就保证了欧洲企业在电信设备领域的领先地位，并由此支持了电信运营业的发展（Funk，1998；Funk &Methe，2001）。问题的实质在于：政策的出发点，不能是“又要马儿跑得好，又要马儿不吃草”；不能既要求中移动承担自主创新的责任，又不给实质性的支持，甚至通过政策限制其发展。
具体而言，总结发展TD-SCDMA的经验和教训，特别是政府迟迟不给出明确的市场信号而导致TD-SCDMA产业链发展缓慢的教训，中央政府需要明确宣布大力支持TD-LTE， 并使其成为占主导地位的制式。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可以采取很多措施。其中，一个具体措施是尽快确定TD-LTE的频谱规划。在国际电联划给LTE的四个频段（3.4GHz～3.6GHz 200MHz、2.3GHz～2.4GHz 100MHz、698MHz～806MHz 108MHz和450MHz～470MHz 20MHz）中，两个高频段的经济性太差，难以使用。为了保证TD-LTE的经济性和竞争力，应该考虑将700MHz频段用于TD-LTE的发展。实际上，美国已经将700MHz频段拍卖给AT&T、Verizon等运营商。即使700MHz频段不能马上用于TD-LTE，也应该马上清理小灵通占据的1900MHz～1920MHz频段，用以支持TD-LTE的发展。
除了需要处理好上述三个方面的问题外，中移动还可以考虑这样一些措施以促进TD-LTE的发展：
第一，考虑与广电部门合作的可能性。我国目前的700MHz频段资源由广电部门使用，而且广电部门认为将来也很难清出来给电信部门。在这种情况下，考虑到广电、电信各自的实际情况和优势，两家联手，中移动出资金，广电出频段，迅速共同发展TD-LTE，未必不是一件好事。这里的关键是：两家都有难处，两家都有需求，共同利用资源可以解决两家的困难。
第二， 考虑简化网络的可能性。 中国移动自2011年以来非常强调四网协同：通过GSM、TD-SCDMA、WLAN和TD-LTE的协同发展，促进无线宽带基础设施的建设。这是应对移动互联网迅速发展的重要举措，是非常必要的；特别是WLAN作为必要的补充，是各运营商的共识。但是，四网协同也面临诸多挑战：不但增加了网络的复杂性，也增加了基站、终端等的复杂性，这必然会对用户体验产生负面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讲，没有下决心迅速建设一张真正覆盖全国的TD-SCDMA网络，而是依赖TD-SCDMA和GSM的互操作，是中移动3G发展中用户体验不够好的一个重要原因。在发展TD-LTE的过程中，是不是还需要“互操作”，需要多少“互操作”，与中移动的整个网络战略紧密相关。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是，有没有可能对网络进行适当的简化，从而减少“互操作”的难度和影响？笔者不是通讯领域的技术专家，难以做出明确的回答，不过可以做出这样的判断：根据技术演进的一般规律，最好避免太多网络的并存。在这一前提下，应该采取什么样的网络战略，比如，是GSM+TD-LTE，还是TD-SCDMA+TD-LTE，还是其他的选择，是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