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运营商需要西方咨询公司的建议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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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电信咨询公司总裁  魏思文博士

    作为一名西方咨询公司的咨询顾问和公司代表，我经常与中国和欧洲的电信运营商展开对话。当被问及西方和中国的电信运营商之间是否存在区别时，我的回答常是：既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

    这个回答看起来似乎有些自相矛盾的，这里我会给出更深入的解释。西方和中国运营商的差别可以通过它们之间相同和不同的历史阶段进行比较。

    欧洲电信运营商的历史基本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个长期的由国有管制机构驱动的国家基础设施发展阶段（中国与西方相似，都经历了该阶段）；一个短期的由资本市场驱动的繁荣阶段（中国过去没有经历过该阶段）；以及我们现在所处于的巩固和重新配置阶段（该阶段为西方运营商提供了丰富的管理经验，其中至少有部分能够为中国运营商所借鉴）。

    第一阶段，电信被视为是政府应独自提供的任务。在许多国家，该阶段跨越了很长的时代，从电话和电报系统的发明直到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当时，由于不存在竞争，管制和运营职能尚未分开，电信运营往往是国家邮电通信部的综合职能。其主要任务是确保国家电信基础设施的覆盖，并能够满足用户接入网络的需求。这时，电信并不是作为一项商业业务进行发展，因此许多已经在其它行业中应用了的现代管理技术还没有引入电信领域。

    第二阶段是在运营商的私有化和引入竞争后市场自由化的环境下发生的。该阶段的主要特征体现在核心业务的大幅降价，如长途话音业务。

    与此同时，出现了基于互联网的新型商业模式，给予了运营商一种概念——即对带宽能力的投资是未来成功的关键。此时，股价的变化完全抑制了与公司基本财务状况的相关性。相反，股价开始与公司的投资活动高度相关，或至少是和投资活动的公告相关。那时，甚至是那些对电信领域没有兴趣的人，都会注意到整个行业内与购并活动相关的记者招待会。快速成长似乎是当时电信业务的唯一关键成功因素。对那些相信经济规律和机制能被创造一个新名词——“新经济”所替代的人而言，这确是一个真实的天堂。该阶段促使了电信行业各领域的繁荣，移动领域也正从较为弱小的地位发展起来，逐渐形成对固网的实质竞争。

    ２１世纪头几年，新经济泡沫出现了，其主要原因有二：债务和生产能力过剩。在泡沫破裂之前，增长是电信管理者日程表中排在第一位的关键点，然而在其后的第三阶段，缩减债务则成为他们的第一要务。同时，许多运营商意识到纯粹的增长无疑是一个大问题，即将管理重心置换为削减成本和债务。许多欧洲和美国的国际运营商出售了它们的部分国际业务，并大幅裁员。

    回到文章开始提到的问题：毫无疑问，西方运营商的历史充满了各种有益于中国电信市场的经验教训，中国的运营商能够从它们身上学到很多。通过从西方咨询顾问的建议中理解这些经验教训，以及如何将它们应用到中国特定的环境中去，对中国的电信运营商是非常有益的。